[导读]萧军：“毛主席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抓准了。”丁玲也曾表示“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
整风运动：毛泽东成功地解构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反思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时提出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途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其有效途径，就是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中介，通过“阵地战”策略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参见任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指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的、在意识形态建构中起积极作用的知识分子。对于肩负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无产阶级来说，必须造就新型的、为本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有机化”。“文化领导权”理论产生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在内涵上根本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课题存在明显不相吻合之处，但考虑到这一理论提出的和平斗争背景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背景有相似之处，且此概念有较强的阐释能力，同时对“文化领导权”意义的认识和觉醒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觉醒，表现在他对五四运动前后文化革命的反思上：“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因此笔者认为在相关研究中引入“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适宜的。
考察毛泽东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等思想，笔者发现，其本质在于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指导地位的目标下，以规范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造就党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并以其为中介，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造就取得全国胜利的政治基础。如果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敏感地触及了“文化领导权”的命题，那么，结合延安整风运动和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实践，《讲话》则从整顿文艺队伍、使知识分子有机化以及确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等方面入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蓝图和操作手册。
一、抗战以前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状况及列宁文艺思想的启发
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中共党内，尤其是党的领导机构和领袖人物中间，非工农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色彩和启蒙思想占据主流。此后，一方面所谓“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错误逐渐受到批评和组织排斥，中共六大又过分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加上土地革命时期以军事工作为中心的客观实际，使知识分子在党内逐步边缘化，造成了党内长期排斥和厌恶知识分子的历史状况，使白区的革命文艺斗争处于隔离和孤立的状态。另一方面，“革命文学家”深受五四“文学革命”之全盘西化思想影响，之后转而认同“苏俄之西方”，尽管在作品中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但并未彻底完成无产阶级化的思想转变。对此，郭沫若后来说：“《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周扬也承认：“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以前，尽管我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没有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经过整风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节选）》，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他们在白区的文学实践“带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特色，即精英性、空想性和抽象性，而归结到一点，就是理论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实践的意义。这跟十年后延安时代扬弃了理论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化、组织化文学模式，有本质的区别”（李洁非、杨：《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以上两方面，造成了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的“文武两个战线的隔断”、革命文艺与革命发展不相适应及知识分子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等不可忽视的现实。
而要动员和发展全民族的抗战，壮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以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将那些游离于外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充分无产阶级化。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时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560页。）毛泽东对“真正的革命者”的界定，确立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也夯实了之后《讲话》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列宁。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页。）他所引用的这一观点，来源于1905年11月13日《新生活报》发表的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瞿秋白、博古等中共早期理论家都翻译过这篇文章。1942年5月14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并由博古翻译，《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参见黎辛：《博古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翻译》，《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不但论证了无产阶级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基本观点，而且明确了文艺附属于政治的、“工具论”的“螺丝钉”理论，以强烈的政治组织力和强制力，实现其文艺政治化、知识分子有机化的政治目标。这些理论被毛泽东接受，成为在延安整风时期整合革命力量、建立文化领导权进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思想武器。
二、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挑战和确立
“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契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带来了国内政治气氛的相对安宁，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日军进犯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失守，大批文化精英流离失所，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气氛的感召下纷纷涌入延安，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态的一大特征。与国统区和大后方政治文化专制下的文化凋敝相对比，延安被认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提醒党和军队注意克服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的同时，还富有预见地提出对知识分子加以“教育”、“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并进而指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19、620页。）
中共的民主政治和对知识分子的礼遇，使延安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格外活跃。大量的文艺社团和刊物纷纷涌现，各种艺术创作活动如火如荼，然而其作品却由于精英意识和脱离根据地斗争实际难以被工农兵大众接受。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在创作实践和政治参与上表现出个人主义的追求。如1942年2月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举办的讽刺画展，3月《解放日报》发表的丁玲《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野百合花》以及墙报“轻骑队”、“矢与的”，均充满了个人主义色彩，同时还表现出排斥党的领导的自由主义倾向。1938年3月，初来延安的萧军在一次宴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认为“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在随后遭到不点名批评后，萧军中途退席。（参见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延安文艺回忆录》，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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