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窝头事件”:一个窝窝头反映敌我不分?(图)

　　1935年出狱后，彭真在华北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和刘少奇一起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胜利成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在晋察冀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日寇浴血拼杀。日寇曾悬赏几万大洋要彭真的人头。1941年，彭真来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1944年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45年任组织部长。1949年2月，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当选为北京市市长。此后。他在北京市任市委书记、市长长达17年，为首都的建设倾尽了心血。从1956年起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他还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这就是彭真走过的历程，从这些闪光的足迹里，你能找到他“反革命的罪行”吗?然而，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功劳越大，就越是林彪、江青一伙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他们视彭真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但要在职务上夺取彭真的权力，还要在精神上对彭真加以摧残。他们成立了“彭真专案组”，不断地审问，要他承认强加给他的一系列“罪行”，这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愤怒了，他用沉默、用大义凛然的陈述来回答他们的审问，招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折磨。

　　林彪、江青一伙连彭真在狱中安静的权利也剥夺了。在“红卫兵”运动逐渐兴起的时候，他们又多次把彭真拉出去批斗，企图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拖垮彭真，以达到借刀杀人的险恶目的。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对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大新闻。

　　1月4日上午9时许，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绝，同时还教唱了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利用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情绪，煽动他们对被批斗者的仇恨情绪。这次大会其实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林彪、叶群、江青一伙暗中策划和操纵的。他们要维持大会秩序的工作人员不要干预红卫兵上台，让他们自己上台搞，完全把周总理对这些老干部要加以保护的指示抛之脑后。

　　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了浪潮般的呼喊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疯狂的情绪被激发起来。这时，彭真等人分别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的1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他们各自牌子上的名字被画上了鲜红的“×”。彭真等人被红卫兵扭曲着双臂，弯着腰，面向四周。彭真这时已是年近65岁的老人，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已使他的身体很虚弱了，红卫兵让他以这种姿势站着，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何况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彭真大汗淋漓，脸色苍白，但他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他知道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不会屈服，他要同他们进行顽强的抗争。

　　狂热的红卫兵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台，历数彭真等人的“罪行”，然后高呼“打倒”“砸烂”之类的口号。每一个人发言完毕，彭真等人便被红卫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这些大人物的模样。也有少数人趁机冲他们吐口水，扔杂物，进行人格侮辱。此时彭真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曾经为了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首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日夜操劳，现在他们却在打倒他、侮辱他。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彭真不断地被从监禁地揪出来批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彭真逐渐从这些所谓的“批斗”中看穿了一些人的险恶居心，也逐渐坚信党会把一切都弄明白的，因此彭真忍受着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顽强地活着，与他们抗争。不被批斗的时候，彭真就被关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这里收押着许多共和国的元勋。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关在这里。曾经警卫过元勋们的忠诚战士，却变成了看押元勋们的“狱卒”。

　　根据上头指示，在这座特别监狱里，一切“犯人”，不论职位高低，罪行大小，一律在警卫连吃饭，伙食标准和战士一样，每月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这是总后勤部根据地区物价核定的伙食标准。十余块钱的伙食费当然很难说吃好，每天不是窝窝头就是发糕，或者粗米饭，最多一星期吃一次八五粉的白面馒头。彭真自然也和战士们一样，生活很苦，彭真有个吃夜饭的习惯，不论吃馒头还是吃窝头，都要留一个夜里吃。好心的战士郑有田留意了彭真这个习惯，每次分饭都要多给彭真一个馒头或窝窝头。不巧有一次彭真夜里吃时被查哨的麻脸副指导员看见了，他来到炊事班，厉声质问分饭的战士：“郑有田!你为什么多给了彭真的窝窝头?”

　　郑有田立正回答：“报告副指导员，一个没多给!”

　　“放屁!我亲眼看见你给了他两个!”

　　“是!副指导员。给两个也没多给，他能吃两个，咱们的伙食不是随便吃饱吗?” 这个曾经和“旗手”握过手的麻脸副指导员气得教训这个战士道：“郑有田，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是为了叫他吃饱接着搞二月逆流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吗?你忘了上边传达的，谭震林挟起皮包就要走，陈毅说走啥子哟，跟他们干!叶剑英摔断了小拇指，这些都是彭真幕后操纵的。你不要小看一个窝窝头，窝窝头里有政治，窝窝头里有阶级斗争。一个窝窝头反映了你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政治上糊涂到姥姥家了，这可是对毛主席不亲，对敌人不狠，对社会主义不爱，对文化大革命不忠。”

　　郑有田早就看不惯他不可一世的神情，便不急不慢地说：“报告副指导员，上边指示，一要保证他们不死，二要保证他们不跑，叫他们吃饱了好老实交代。要是他们病了死了跑了，咱们可完不成这特殊看押任务了。那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呀?副指导员你说呢?”

　　麻脸副指导员有点恼羞成怒，后来看在场的指导员并没表态，也就不好发作。“文化大革命”时部队并没有乱，也幸亏部队没乱，大多数官兵痛恨“造反派”那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窝头事件”后来传到上面，由于一些部队领导的抵制，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