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再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这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他成了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使这一决议让群众接受，便大造舆论，大肆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文革康生诬陷彭真：这个大黑帮要策划政变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康生把“二月兵变”的毒箭射向了彭真。批斗会上，彭真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
《五一六通知》发出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连毛泽东都吃惊的长篇讲话。林彪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稿，但他却能临场发挥“引古论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大念其“政变经”，肆意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想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在发言中说：“……对他们几个人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事业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彭真手段狡猾很隐蔽，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彭真、陆定一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等等。这个真正的野心家其实是在借毛泽东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错误处理的机会，推波助澜，欲置四人于死地，为自己实现夺权扫清组织上的障碍。
因此，当彭真等人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成立“彭真专案组”专案审查时，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就此罢休，四处搜罗、捏造“罪证”来加害彭真。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里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极大阴谋的。”8月4日，他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许多群众，似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其实这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捕风捉影图谋打倒彭真和诬陷贺龙而捏造的谣言。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6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北京军区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平时担任民兵训练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部队一直找不到营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区武装部的介绍，曾去当时一些学生下去“四清”的大学，如北大、人大等借过空房。实际上由于其他原因，部队后来并没有去住。
这本是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得出奇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富有革命警惕性”的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7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会串联时，有人讲了2月间曾要住军队之事，并认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把一些猜测和议论当成事实，这一“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
当时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有力证据”的阴谋家康生，立即抓住这一情况，用尽其造谣之能事，大做文章。起初是为了借此诬陷彭真，后来借此来打倒贺龙，后来在有关同志的努力下，使这一诬陷成为泡影。
但林彪、江青一伙并不从此罢休，对彭真的迫害仍在继续。他们指使“彭真专案组”对彭轮番“审问”，让彭真交代“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对彭真施以肉体的摧残，要不是周恩来从中保护，彭真这些“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定了性的老干部，也许早就惨死在他们专案组的折磨中了。
他们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威望，不敢太过分地对彭真加以迫害，就鼓动狂热的学生去批斗彭真等老干部。1966年12月，江青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说：“彭真在组织部搞自己的一套，在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从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彭真这些人有野心”。林彪则在群众大会上煽动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在他们的煽动下，12月的一天，彭真被揪出来公开批斗。狂热的群众在他们的煽动下，高呼着“打倒彭真!”“彭真必须老实交代罪行”的口号，使彭真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
这个1923年就参加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了几十年的彭真，被国民党通缉过，抓捕审讯过监禁过，他大概不会料到竟会有这么一天，他会被为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而解放了的人民揪斗、批判，逼他交代“罪行”，他的“罪行”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吧。
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在山西省进行地下工作，和同伴一起创建了山西省党组织。1924年至1929年，他出任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领导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和当时的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军阀悬赏通缉。1926年6月在天津被捕入狱。在狱中，彭真组织了狱中党支部，领导了几次绝食斗争，与反动军阀斗争。1935年由于党的需要，他们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履行了军阀的“出狱手续”--即在###启事上签名，被释放出狱，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本来是在当时党中央的指示下，出于革命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但后来却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借口，硬说他们是“叛徒集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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