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听后，刚要走，溥仪又叫住我俩，叮嘱说：
“你们俩这是当作谭贵人的孝子，要诚心地守在灵前，而且要按时祭拜。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我一定按皇上的旨意去办。”
“您就放心吧……”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回答着溥仪。
回去换上一身白色的孝服后，我们俩就按照溥仪的要求，一齐跪在了谭贵人的灵前，确实形同“孤哀子”一般。
在溥仪的统一吩咐下，宫内的各色人等也都纷纷来灵前做了祭拜。祭奠仪式，从头到尾都搞得挺隆重，惊动了整个“新京”。
就这样，谭贵人的灵柩在植秀轩照规矩，一直前后停放了整整七天七夜。
“停七”之后，溥仪又让我和溥二人披重孝，扶灵柩，跟随着抬“大杠”的队伍――多少杠，我可不记得了，但在当时是异常隆重的，一直将其护送到了长春“般若寺”的最后一层院的北房正中央。
据我所知，全部丧事办完后，溥仪还特地派了专人在长春般若寺中为“谭贵人”看守灵柩。
“谭贵人”的灵柩在伪满垮台后的处理情形，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受到“免予起诉”，从抚顺回到北京后，见到了溥俭和毓等人才得知的。他们先后告诉我说，他们在溥仪从长春逃走后，也随之仓促地逃跑了，根本没来得及处理谭玉龄的灵柩之事。当溥仪乘飞机赴沈阳，撇下这些人后，他们又从大栗子沟返回长春时，才将谭玉龄的尸首火化，带回了北京。
大概，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曾为谭贵人“披麻带孝”，溥仪又曾将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着溥仪的很多家事，所以，当时溥俭和毓就将谭玉龄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现在仍居住的西城区南官房的家里。
这样，在家中，我一直替溥仪默默地为“谭贵人”守着“灵”。
谭玉龄那风姿绰约的形象，以及那莺回啼转的娇音，也曾时或闯入我的梦中。更令我不安的是，她临逝世前的“谜团”，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多年来也没解开……
第四节 “福贵人”的命运
往常，明眼人冷眼便看得出来，愁肠百结的溥仪自从“祥贵人”――谭玉龄去世以后，心情更是变得郁郁闷闷，而且时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来人哪！”……“拉下去！”……
这些令人心惊胆战的“旨令”，简直整天成了溥仪的口头语。
紧接着，不可避免的便是一场大打出手。他让手下人发狠地毒打手下人，如若不然，他便马上迁怒于旁人，使打人的人转眼间变成了被毒打之人。
总之，他一度仿佛失去了理智，变得更加暴怒无常。
显然，那时日本人为了控制溥仪，也试图从各方面来“驾驭”他。就在谭玉龄逝世不久，那个专门对付溥仪的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兼任伪满洲国宫内府 “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便找到溥仪，五次三番地劝他娶一个日本老婆，又拿来了许多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照片，让溥仪从中挑选中意者。
其实，溥仪自有他的考虑。谭玉龄的被害，他还怀疑是日本人搞的“鬼”，怎么能再找一个日本女人睡在身边，昼夜不离地监视着自己呢？
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他不敢明说罢了。
从内心而言，溥仪是坚执不同意的，但出于畏惧的心理，表面上只是委婉地说，如果找个日本妻子，惟恐语言不通。但吉冈转而解释说，那可以专门找一个懂满洲语言的，溥仪又只得推说生活习惯不一样……
表面文章做来做去，仍绕不过实质问题。
到后来，溥仪终归拗不过老谋深算的吉冈安直，妥协的结果依然是，吉冈代他在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中“选”中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不过，那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中国女孩子。
她叫李玉琴，是东北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据说，她的父亲原来卖过豆腐，后来一直开饭馆，家居吉林省长春二道河子附近。其父人缘颇为不错，人称“李老好”。
自从李玉琴来到宫内，溥仪就将她安置在同德殿楼上东半部的房间里居住，不久，就又正式地册封她为“福贵人”。
从此，这位纯朴的少女就仿佛与外部全部隔绝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洲国垮台之前，她始终被“圈”在伪满宫内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大部分的活动局限在同德殿楼上的东部，最大的活动范围也超不出内廷的院落。连见一见父母及亲人都不那么容易。
按说，也许难以令人置信，在三年多的宫廷生活中，她竟连伪宫内廷的大门槛也没有迈出去过一次。但事实的确如此。
平日，她的生活枯燥无味之极。每天常见到的人也就只能是溥仪，除此外，就是我们几个已经结婚的学生的妻子。像溥俭的妻子叶乃勤、溥的妻子叶希贤，我的妻子马静兰以及我的姐姐毓菊英等人。
据我所知，李玉琴的父母，只是偶然来到同德殿探望过她。除此外她平时连通信的自由也没有。多么可悲呀！
说起来，平日溥仪也不是总与李玉琴“粘”在一起，他也有他自己的规律和事情。
起初，溥仪与李玉琴相见，大多都在晚上七八点钟到夜间一两点钟左右。
有时候，他与我们吃完晚饭后，再去李玉琴那里。也有时他与李玉琴呆上一会儿，再从同德殿到缉熙楼来吃晚饭，这时，他的心情好像会好一些似的，与我们说的话也多了点儿。
自打李玉琴进宫后，溥仪较从前而言，好像越来越对注射男性激素上了瘾，有一阶段，几乎每天必打不可。
“听着，毓呵，你今天晚睡一会儿，等我睡着了以后你再睡觉……”
有一天，溥仪晚饭后对我吩咐说。
“是！”我不敢稍有懈怠，于是静静地坐在屋里，连盹都不敢打地等候着他的传唤。
那天，他从李玉琴那儿回来已经是午夜之后了。我仍然按照溥仪的“旨意”，在卧室内专心地恭候着他。
“准备好了吗？”
“早就为您准备好啦。”
我知道，他指的是让我给他注射男性激素之事，所以答应得很干脆。而且，事先我的确早已把针头消毒这类的准备事项弄妥了。
“这次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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