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党内民主的问题，陈云早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说过：“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3](p.190)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的即席讲话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泽东曾 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 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7]中共十二大前，他审阅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讲“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这种说法 不对，“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3](p.274)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许大家 提不同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3](p.275)他还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问题，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 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3](p.359)。正因为邓陈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那 几年，我国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开放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沿着他们当年指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而深化。可以说，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这么多切实的民主权利。
在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一度部分恢复了工作，在国务院业务组(该组织是当时处理日常经济建设问题的最高领导机构———笔者注)中，协助周恩来负责 对外贸易的政策，并积极参与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总额达43亿美元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工作。针对“四人帮”鼓吹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极“左”理论，他提出“不要把实 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3](p.219)，进口大宗货物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3](pp.221~222)，从资 本主义国家进口棉花、化肥等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3](pp.223~224)。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与邓小平复出后提出的一系列对外 开放的主张，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陈云与邓小平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主张，是他们携手启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关系之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政治领导人由于分管工作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有时也会在某些事情的关注重点和认识迟早深浅上产生差别。因此，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尤其是核 心决策者之间能否汲取对方的长处，并给对方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事业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大程度正是依赖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持、 配合和补充。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国民经济因十年动乱而显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然而，由于多年来注重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受广大群众 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急迫心情的影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 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并把“跃进”的希望寄托在大量 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上。对此，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 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 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8]在 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之外，还有一篇主张经济建设上既要积极又要稳重的发言。针对提交会议讨 论的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草案，他提出要用外汇先进口粮食，说现在有中美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减少国家粮食征购，可以让农民喘口 气，多生产棉花、肉类、食用油、食糖，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解决城市居民吃穿用等消费品不足的问题。他还提出，从国外引进工业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 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对生产和基本建设作计划，“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否则，“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3](p.23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审阅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上批示，“宁可降低指标”、“减建某些项目”也不要留物资 缺口，[5](p.233)并把新华社一份反映计划委员会安排计划还在留物资缺口的材料，批给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看。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对今明两年的 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 虑。”“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 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1](p.466)
对于陈云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力支持。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 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构，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姚依林、王震、余秋里、谷牧、薄一波等10人为委员。信中还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和国内投资能力。[3] (pp.248~249)向中央写这封信，乃至由陈云出任拟议中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有的就是邓小平的建议。[8](p.1556)
一周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1979年的计划进行修改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问题。会上，陈云作了系统发言，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 到按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外资和外国技术不仅需要，而且要充分利用，但要“把期限延长一点”。[3](pp.250~255)对于调整， 当时领导层中认识不完全一致。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指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还说：“陈云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万吨钢，有 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8](p.1561)会议最终决定，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全 国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给予陈云很大支持，同样，陈云对邓小平的重要主张也给予了积极配合。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与我国南部接壤的某国实 行反华、排华政策，甚至侵犯我国领土、毁坏我国村庄，杀害我国军民，并对邻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入侵。对此，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和向该国照会，表示强烈抗议 和谴责。然而，该国却把这一切当成耳旁风，视我方软弱可欺。邓小平认为，对这种嚣张气焰，必须进行自卫反击。他指出：“如果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都无所作 为的话，只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1](p.487)鉴于自卫反击的决策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他特别请陈云从多方面考虑一下利弊得失。陈云经过反复考 虑，认为可以下这个决心，并提出了有关作战方针的建议。[5](p.236)中共中央遂于1979年2月14日发出关于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 知。自卫反击战于2月17日开始，我国边防部队达到预定目的后，于3月5日撤离对方边境，16日全部撤回我国境内。这场战斗在地区、时间、规模上虽然极为 有限，但对于保证我国在国家安全态势良好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印度支那局势的好转做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该国主 动提出与我国恢复睦邻友好关系，从此，两国捐弃前嫌，不断增进友谊，重新成为了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
陈云给予邓小平密切配合的另一个例子，表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上。我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系统清理过去“左”的错误，引发了党内和社会上两股思潮：一股认为，党中央否定了毛泽东， 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另一股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彻底否定。面对这两股思潮，邓小平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由党中央就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教训作一个决 议，对那段历史作一个评价。他主张，起草这个决议，一方面，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另一方面，要把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宜粗 不宜细，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邓小平的主张，陈云十分赞成。他对起草小组的人说：“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 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3](pp.238~284)为了使《决议》能够充分体现邓小平的意图，他还提出建议，即在《决议》中增加回顾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28年历史段 落，说这样写，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 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3](p.284)对于这个建议，邓小平十分赞赏，说陈云的“这个意见 很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4](pp.303，306)由于邓陈的密切配合，《决议》经过一年多的起草和4000多人的讨论，终于在中共十一届 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起到了使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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