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反时期毛泽东嫌杀人太少 定指标千分之一终超过

　　按人口比例为各地制定“杀人指标”

　　“双十”指示明确提出要以政务院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法律依据。经过立法程序，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中涉及可处死刑的罪名主要是反革命罪，包括背叛祖国罪、策动叛变罪。从这些罪名来看，主要是服务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放宽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处刑标准执行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当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反观人口密度较大，特务活动猖獗的华东地区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应在南京多杀。”法律量刑主观随意，加上杀人定指标，错杀、滥杀在所难免。

　　毛泽东：要避免错杀，但还不能废除死刑

　　1951年3月以来，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许多冤假错案令人痛心。例如，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由于勉强凑数竟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共产党，抗战期间由中共指派加入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还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功在国家，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为了避免错杀、滥杀的现象，毛泽东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死刑人头落地，不像割韭菜，死刑一旦错了以后，没有办法挽回。”毛泽东说：“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还有一个多杀与少杀的原则问题。我们党和国家坚持限制死刑的原则，坚持少杀，反对多杀和滥杀。”

　　1951年5月初，毛泽东找来罗瑞卿，部署全面收缩，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将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

　　1957年，毛泽东在总结建国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严重的犯罪分子，我们“还必须继续和他们斗争”。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四点二的水平了。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法制建设，举步维艰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就指出：“革命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斗争方法也必须从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直接行动，转变为依靠完备的法制。”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公、检、法机关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斗争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并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并且死刑案件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1月至5月底仅受理上诉、复核等刑事案件317件，其中反革命案件只有106件，与1956年同期相比，明显减少。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下降了40%以上。

　　但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始，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讨论的《刑法草案》被迫停了下来。“左倾”思想导致否定法律、轻视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从“反右”运动结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期，成为刑事立法的停滞时期。尽管毛泽东在1962年3月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可是，在当时轻视法制、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条件下，法制建设仍然是举步维艰。

　　(参考资料：《新中国镇压反革命研究》，杨奎松，《史学月刊》2006年01期;《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市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张浩，《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09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