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刘少奇：搞不赢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
针对很多青年人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为了不影响国家建设的速度，最终不得不给有这些想法的人扣上政治帽子，以警示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就曾要求青年人放弃八小时工作制的想法，努力工作：“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现在国营商业一面叫人多，一面又不放下官僚架子，每天八小时工作，晚上不办公，要那么正规干什么？我看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要失败，资本主义要胜利。有些青年人一讲理想，就是工资多、级别高、地位高。这不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真正的理想，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但绝不是不看情况，任何时候都如此。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刘少奇《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
八小时工作制尚且无法保证，所谓的年休假制度更是梦幻，这一权利仅仅在劳动制度中存在了短短一两年便完全被取消，在实际生活中也就没有了带薪休假的可能。
60年代后国人每周工作48小时，且无带薪休假权利
“大跃进”中不顾劳动者身体强制延长劳动时间，加上当时许多高强度的劳动严重损耗了劳动者健康，引发了许多疾病和伤亡事故，这就引发了职工的严重不满，甚至消极怠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在1960年发出了《关于切实注意劳逸结合、保证持续大跃进的指示》和《关于城市坚持8小时下作制的通知》，明确指示“全国城市的一切单位……不得任意加班加点”。随后八小时工作制基本在城市中得以实行。
但人们仍每周工作六天48-60个小时，没有任何带薪假期，这一状况一直到1994年才有所改观。在这三十多年中，按规定职工每年工作时间为2448小时。同时期其他国家国民工作时间是多少呢？
按年工作时数计算，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由于普遍实行周五工作制、带薪年休假制度等原因，全年实际工作时间约为1800小时左右，最低的是德国，为1600小时；法国为1650小时；美国、英国均为1850小时。也就是说，国人的工作时间比欧美国家大约高出30-50%。据国际劳工局1984年统计，在亚、非、拉、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的46个发展中国家中，有28个国家的法定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至44小时。我国是当时少数周工作48小时的国家之一、也是当时国际劳工局成员国中四个没有法定年带薪休假的国家之一。（毕大川、杨果等《在我国逐步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1987年）
这种业余时间很少的工时制度给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每周只有一周的时间去处理家务，搞得人们一到周末往往身心疲惫，据当时的调查说：“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人把所有的活儿都周日干，换煤气、洗衣服、逛街、买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课，因此‘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成为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李桂杰《我国双休日制度的诞生》，摘自《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尽管如此，这种僵化的工作时间制度依然侵害了人们的生活达30多年之久而未见丝毫改变。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的是自从1950年代初李立三要求工会“关心工人日常利益”被批判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代表职工表达利益诉求的机构和渠道了。
中国实行双休日与美国没有关系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人们对休闲的渴望越来越强，对改革六天工作制也越发期盼。但是，改不改，何时改，改成什么，从来都不是人们的渴望能决定的。
80年代中期政府就开始研究“五天工作制”可行性
最先对工作时间提出改革的，依然是邓小平。1984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拟将每周工作六天改为五天半的指示，理由有三点：“国外多是五天工作制；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效率；节省水电能源”。（傅刚《一年休假四个月，活怎么干》）明显可以看出，邓小平之所以对工作时间提出改革，主要是从与国际接轨和提高生产效率两个角度进行考虑的，还没有涉及到当时的工时制度对人们生活造成的不便。邓小平的这一指示直到十年后才真正实行，而且仅一年就被“五天工作制”即双休日制度取代。
而双休日制度最初的提出者则是时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平，据他回忆说：“五天工作制的设想，最初是我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建议的……1979年我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开始……经常出国，去过很多国家。慢慢地，我就发现，很多欧美国家乃至一些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每周仅仅工作五天，联合国每周仅工作四天半。这样算下来，这些国家每周工时大都不会超过40个小时。我统计了一下，当时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我就很困惑：为什么别的国家每周工作五天还能发展，而我们工作六七天还不够？生产效益那么低，速度那么慢？……我发现甚至是世界上最贫穷的44个国家中也有近28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1986年初，在一次国家科委的委务会上，我私下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提出，中心想做一个五天工作制的课题，研究在我国缩短工时，同时提高效率的可能性。……宋健说：好啊，你们研究。研究好了之后到科委委务会来汇报一次。得到宋健的同意后，我回中心后宣布：我们受国家科委的委托，要正式立项研究五天工作制。这样，中心就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制定了很多细则，并于1986年5月，开始着手开展关于在我国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研究。研究中心专门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课题组最终形成了向国家提出的研究成果：《关于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报告》。”
胡平不仅对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同时也在自己100人的部门中进行了初步的实验：
“1988年2月，我决定在研究中心先试行五天工作制，但是我得先向国家科委的领导请示，否则就会破坏科委的工作制度，宋健在我们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报告上画了圈，但没有说明同意与否，相当于默许。我们随即报送给分管中心工作的科委副主任蒋明宽，他也画了圈，但同时对我说：老胡，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干，但是不要宣扬。当我们报送给科委另一位副主任时，这位副主任既不批字，也不画圈。他给我打电话说：老胡，你们这个做法，我告诉你，不能做。他说我们现在七天都做不完，你们还上五天班？你们上五天班对我们科委有什么影响，对全国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老实说，中国目前的状况不是实行五天工作制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的问题！我说，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实施了。他说，你要实施，我跟你没完！我没有把宋健和蒋明宽的意见告诉他。我说，你别生气，你的意见我们会消化！回到中心后，我告诉大家，这件事不能公开宣传了，因为有的领导同志坚决反对。仔细考虑，中心实施五天工作制对科委的工作也会有影响，虽然我们是研究机构，有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试行五天工作制对研究中心影响不大。但是试行以后，中心内部要掌握，每个科室要安排好一个人值班，处理有可能来自外单位的联络。这样，小范围的五天工作制实验悄悄开始了。试行开始后，课题组结合实际，对五天工作制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胡平《我国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百年潮》2009年12期）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