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日本人民无罪 中国根本没有索赔的意思

　　【核心提示】因此，对日本各界普遍关注的战争赔偿问题，周恩来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他说：“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作者：王玉贵，原题：《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

　　作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奠基者、决策人和实践家，周恩来生前不仅直接领导了所有官方外交活动，而且对民间外交也始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对周恩来与对美民间外交已有较多研究，但对周恩来与对日民间外交尚无专门论述，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发展对日民间外交的基本思想

　　从事中日关系的当事人与研究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对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特别关心并高度重视的。在长期指导中日民间外交的实际活动中，周恩来提出了一系 列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对日民间外交工作方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他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旨在通过民间交往的发展，逐步带动并促进官 方关系的建立。他指出：“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 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就照着国民 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喝香槟酒，实现邦交正常化了。〔1〕 又说：“人民外交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样做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望的心情来进行国民外交的”。〔2〕 中日邦交建立后，他提出了“官民并举、以官带民”，“吃水不忘掘井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方针，以使中日关系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次上同时展 开、相互促进。周恩来认为，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开展民间外交，这是因为两国是一衣带水的紧密邻邦，并且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尽管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 义曾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但不断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两国曾经有过的友好关系是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良好愿望的。他曾指出：“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 友好的，日本人民也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2〕(P，226-227)

　　周恩来关于发展中日民间外交的理论是其整个国民外交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之所以十分重视发展中日民间外交，其原因在于：第一，中日两国 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近代以来两国关系虽被人为地扭曲过一段很长时间，但两国人民要求恢复传统友好关系的欲望一直是十分强烈的，积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 正是符合两国人民这一共同要求的。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坚持以发展国内的各项建设事业作为开展外交工作的 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发展与近邻日本间的友好关系，对于维护世界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和平，拓宽新中国的外交活动空间，促进 国内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考虑到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一时还无法建立的现实，积极发展两国间的民间往来，有利于加深相互间 的理解，使双方能始终有一个特殊的渠道保持联系，最终促使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第四，作为共产党人的周恩来，同毛泽东一 样，始终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1〕(P，493)因此，他认为，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必须要依靠人 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维持和发展。他说，外交工作虽然是“以国家为对象”，“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 是辩证的”。〔1〕(P，52)他指出：“现在的外交不一定先由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而是可以先由人民之间建立，来推动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建立”。〔3〕 “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进行”。〔3〕(P，212)他一再强调：“我们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我们 将一事无成”。〔3〕(P，166、360)积极发展对日民间外交正是以这些理论为哲学依据的。

　　经贸往来唱主角

　　中日民间交往是从经济贸易交流开始的。这其中周恩来做 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当经贸往来出现严重挫折时，周恩来总是出谋划策，以保证经贸交流的顺利进行。早在1949年5、6月间，日本经济、贸易界先后成立了 日中贸易促进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日中贸易会3个旨在促进日中经济贸易往来的民间组织。1952年2月，日本政界、财界的实力人物村田省藏、石桥湛 山、箕浦多一、北村德太郎、和田博雄等又组织了“国际经济恳谈会”。同年5月22日，日本方面还成立了以平野义太郎为议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议。这些组织的 成立，表明日本方面对迅速恢复并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往来持积极态度。中国方面的对应机构是成立于1952年5月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双方从1952年 6月到1955年5月先后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

　　根据第三次贸易协定的规定，中日商品展览会分别在对方国家相继举行。1956年10月，日本工业品首次在中国北京举办展览会，但不少中国人在感情上 难以接受在展览会场悬挂的“太阳旗”。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工作人员说：“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 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从前的中国和日本，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并指示“要讲政 策，多作群众工作。”〔4〕结果，有关部门根据这一指示做了大量工作，展览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日本政府的做法却截然相反，特别是在岸信介上台执政后，执行了恶化中日关系，阻挠中日民间经贸往来的错误政策。于1958年5月发生了侮辱中 国尊严的“长崎国旗事件”，中国政府只得宣布中断一切中日经济往来。但是，中国方面采取断然措施中断中日经贸往来的主要目的是抗议日本政府的反华行径，按 照“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对日民间外交方针的要求，同时为了照顾中日贸易的现状，周恩来于1960年8月27日在会见来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 雄的谈话中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他指出：首先，一切协定今后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才有保证，因为过去的民间协定，日本 政府不愿给予保证。至于政府协定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签订;否则不能签订。其次，是不是没有协定两国之间就不 能做买卖呢?也可以订立民间合同。再次是个别照顾，已经做了两年了。今后还可以继续照顾。〔1〕(P，289-292)中国方面还对日本政府坚持的政经分 离原则进行了批驳。指出：在国家关系上，政治经济是不分的;不讲政治，只讲贸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日本政府在敌视中国的同时，进行中日贸易是行不通的。 〔5〕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上台后，在对华关系上吸取岸信介内阁的教训，持较积极态度，正是在这一时期，中日经贸往来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其明显标志 就是备忘录贸易的开展。因为这一备忘录贸易是以两国政府的支持作基础的。为签订备忘录，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相继两度率团访华，周恩 来分别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最后商定了贸易备忘录的基本原则：商业合同由日本厂商同中国有关公司签订，两国政府要予以保证。中国从日本进口成套设 备，延期付款，可以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这一官方贷款通常是不向社会主义国家、更少向未建交国家提供的。

　　中日贸易在池田内阁时期的顺利发展，很快就被接替池田上台的佐藤荣作给破坏了。佐藤政府积极与美国进行勾结，在1969年11月发表的日美共同声明 中，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表明其军国主义意识有所发展。〔6〕佐藤内阁还积极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承担旨在阻挠中日贸易的《吉田书简》的所谓道义责任。〔5〕(P，342)这些言行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痛斥。1970年4月，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日 本国际贸促会代表团和松村谦三访华团时，提出了对日贸易四条件，即(1)如果日本有的厂商要和中国做贸易，同时又帮助台湾蒋帮反攻大陆，帮助南朝鲜侵犯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不同他做买卖;(2)在台湾、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我们也不同他进行经济往来;(3)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老挝、柬埔 寨提供军火武器的企业，我们坚决不同他们进行往来;(4)在日本的美日合资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我们也不同他做买卖。〔7〕贸易四条件公布后，对日本经济 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到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夕，日本经济界纷纷接受四条件，处于与佐藤政府对立的立场，最终导致佐藤内阁的垮台。中日建交后，中日贸易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