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不畏民死 画里逢盛世: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们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万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448，江苏人民1996)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之类的田园生活上。他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春放图》天真烂漫，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

　　事实上， 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多数儿童处在饥饿之中。

　　临近李可染家乡的山东省，曾任山东常务副省长的王卓如被撤职下放，子女回忆当时情景：上学天天路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参见前述王小豫、王小鲁一文)

　　走遍中国大地，大饥荒年代的记忆中，哪里找得到胖乎乎儿童坐在牛背上放风筝?“爱国李家山水画”中，田园牧歌永远太平盛世。系列牧童画的布局、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如复制产品。

　　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年6月初，原计划来北京重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傅抱石、关山月，被周恩来安排去东北三省旅行写生三个月。《关山月传》披露：国务院办公厅把二位的行程通知了东北三省的有关领导，安排好交通食宿。北京电影制片厂特派四位摄影师组成摄影小组，沿途跟随拍摄。

　　在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陪同前去的延边、长白山，随行队伍扩大到20人，傅抱石构思美丽延边的《将到延边》，创作《天池林海》;关山月创作了《林海》、《长白飞瀑》。在饥荒中，“省领导为了关内远来的稀客生活过的好一些，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从各方面调来比较难得的的食品，保证客人的伙食。”(参见关振东《傅抱石传》P190-197，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胡志亮《傅抱石传》P468-488)

　　1961年春天，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向州委书记报告：在延边，2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人1万多人，图门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7%。在3899名妇女干部调查中，得病者1154名，占调查人数的29.6%。延边地区各市，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榆树皮吃。公路、跌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被剥光。

　　据官方公布人口数据分析，三年饥荒时期，吉林非正常死亡在12万人以上。(参见《墓碑》P318、320)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了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革命历史画、领袖与群众关系、革命悲壮题材的处理，结论是关键在于立场，必须统一思想、正确理解。(参见陈履生《革命时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题创作》，载《荣宝斋-当代艺术版》2010年第1期)

　　会后，产生了一批“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绘画。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河北沧州，1961年9月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在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24日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至9月，分别为死亡401人、682人、839人、1184人、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然死亡1414人。(参见《墓碑》P486-489)

　　1961年的长安画派，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饥荒前后共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类作品5张以上，长安画派在饥荒期间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为充饥画饼，添了一瓢水。(参见徐伟《何海霞绘画的艺术成就与收藏潜力》，载《收藏》2011年3月，总第219期，)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参见关p574-576)

　　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 (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

　　宣传工作始终是各级组织的“生命线”，当年显然不止一位红色画家，享受类似待遇。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参见王悦阳《跟着程十发品名画》，112-115，画家年表，中国青年出版，2009)，《胆剑篇》是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御用故事。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

　　饥荒期间，画家们的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开启了“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死不救、见危不帮”之先河。

　　饥荒过后50年，至今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

　　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第一个演绎毛泽东诗词的画家，收入许礼平主编的一本画册的该题材作品作品就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写生加创作数量超过169张，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 的联赛冠军。关山月还有数量庞大、引领潮流的“红梅”系列绘画。

　　钱松嵒在1950-1070年代几乎走遍革命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浙江画家陆俨少，该题材作品有18幅。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是第一个出《韶山》画册的中国画家，他还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巨画17幅，如35.76平方米的《黄洋界》。(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78，585-595，广西美术出版，2009)

　　黄胄也恰恰是在饥荒期间画出了一生中多数大型作品。水天中评论：“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2011年国家博物馆黄胄艺术展，评论展板)

　　饥荒前后，李可染创作了圣地山水画《长征》、《山河颂》等7幅，还根据毛泽东诗词创作了7幅《万山红遍》，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70年代又创作10多幅“井冈山”，(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81-582，广西美术出版，2009)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是哪些扭曲的合力，驱使中国画家不采取反饥荒的任何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大饥荒中红色画家的“红色经典”作品，在21世纪的拍卖会上掀起了一个个高潮，即便是相同题材、相似构图的若干幅准克隆画中的一幅，价格也从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一路暴炒到上亿元，有些交易还是国有企业在操作。社会可以不追究画家的历史责任，但社会怎能不防止恶之花结出恶之果?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知识分子只要创作，就不可能跳出当时的政治。那时，艺术是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不可能摆脱被政治利用，成为政治装饰品的命运。我这里记述的大师级画家尚且如此。我不是对他们求全责备，而是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一段政治统帅一切、政治绑架艺术的残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