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作画，成为他“首次离开写生对象”虚构山水画的“交响史诗”。(参见王鲁湘《一曲讴歌人类精神的交响史诗——读李可染山水画【长征】(1978年)》)
1959年黄胄喜创作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农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创作歌颂毛泽东的《转战陕北》及气势宏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诗意画《高山仰止》。石鲁宣称找到了创作诀窍——“画有我之思想”。(参见叶坚、石丹《石鲁艺术文集》陕西人民，2003)面对“千村薜荔人遗矢”的现状，石鲁画中表现的“思想”难道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巨幅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总理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曾经随傅抱石二万三千里旅行创作的画家)黄名芊(在一本专著中)说，(离店)打扫时，宾馆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时价60元——这项开支可供五六口之家三年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什么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参见陈俊宇《江山如此多娇——试论关山月早年山水画艺术的发展趋势》)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5.5×9米巨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参见黄名芊《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23000里写生实录》P111-112，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胡志亮《傅抱石传》P439-442，百花洲文艺，1993)
图画江山，争夸“黄河清”
1960年北京的非正常死亡为1.55万人、上海为1.44万人。
这年，北京诞生了李琦的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大救星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1960年，傅抱石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9月25日，率领钱松嵒、亚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3个月23000里红色之旅。
六省1960年饥荒程度如下：
川、豫、鄂、湘四省绝大多数县市死亡率超过20‰。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按官方人口册统计，当年豫、川、鄂、湘、粤、陕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39.38万、299.42万、34.28万、64.67万、24.38万和2.1万。(参见《墓碑》p532-533、883-884)
傅抱石率团红色之旅，当然无法绝缘饥荒景象：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桌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谢瑞阶院长说是“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这时，旅行团成员“见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四川，“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
大饥荒中，各省接待并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资深画家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沿途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基本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的标准，饮食较为丰盛。
组员详尽记录了记忆深刻的沿途饮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装饰古朴的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在桃源般的从化温泉风景疗养院，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宴请画家，饭后又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关于绘画业务方面记录，例如在峨眉山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来自三门峡大坝，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大加赞美。《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
关于创作方向，石鲁说：“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 (以上参见《笔墨江山》93、106、117-119、137-146、157-158)
明明四处目睹饥荒，却在几十年后由画家黄名芊执笔，加上五位健在画家回忆材料充实修正，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游记《笔墨江山》，表述1960年跨省旅行、歌颂之功，仿佛此行不但“减轻大城市的负担”，还给人民带来了“黄河清”、“江山娇”。
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在桂林市区，“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增设婴儿所，当年收养弃婴230人。”(桂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P954)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中成批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也很难治疗，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参见《墓碑》p489)
上述档案多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饿死的孩子。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记载他所知该省人吃人乃至吃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其中，水城南开公社事件中，有5个小孩被活活打死吃掉。(参见王日记P129、134、143)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