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一个宏观的背景下去观察，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法制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1992年国家体改委出台的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被认为是中国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从此，创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在法律上有规可循。
在此之前，“红帽子企业”泛滥――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清一色的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没有私人企业。改革开放开辟了市场化进程，私人资本被允许进入某些经营性领域。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企业都被要求有一个“主管单位”，于是私人企业被迫挂靠到某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下，甚至挂靠到机关单位名下。还有一些经营性领域因私人资本禁入，民营企业被迫戴上一顶公有的红帽子，绕开政治阻碍而得偿所愿。
这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表现。“红顶企业”的产生，不仅扭曲了正常的市场行为，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而且引发了很多悲剧。
黄怒波、冯仑、陈东升、田源、毛振华等“92派”企业家曾被一些评论指责为“红顶商人”，他们无一承认，但也从不否认体制便利对他们创业多有助益，用毛振华的话说：“92派”企业家有超强的“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这其中多有深意。
1991 年，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访学归来、后来被称为“中国期货之父”的田源找到物资部部长柳随年，想去物资部的下属公司工作。赏识他的部长看出他的意图，对他说：“你的新职务是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搞对外开放工作。”田源回答：“我不干！”部长火了：“不干也得干！你回国前党组就定了！”
田源只好答应。但这位39岁的新司长已经心不在焉。半年美国访学期间，他的办公室就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38楼。他是中国第一个期货博士，也可能是当时最了解西方期货市场的中国人。1986年访问纽约期货交易所，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的他便着迷于建立中国期货市场并寻求在其中的角色。
1992 年，物资部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公司，官员下海潮涌动。田源再次找到柳随年：“中国需要一家国家级期货经纪公司！”部长再次回绝了他：“部里办了太多公司， 没钱了！”田源说：“给钱我能办，不给钱我也能办，只要部里批准办期货公司，股本金我自己去找。”田源知道国家已经颁布了允许成立股份制公司的文件，这次部长也被说服了。柳随年欣赏这个年轻人，让物资部财务司投资两百万。这是物资部当时投资数额最少的公司。与此同时，田源找13家股东募集了两千多万，最初的股东包括中农信、中银信托、中国粮食贸易公司等，还包括一家私营公司。
1992年12月28日，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国内首家大型股份制期货经纪公司，在国家工商局注册，开了期货业的先河。
一年后的5月18日，中国嘉德正式营业。但到1994年3月27日，将近一年，中国嘉德颗粒无收，董事长陈东升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大家说人一紧张身上就会冒冷汗，错了，我当时是心在冒冷汗，胸疼、透不过气。员工后来告诉我，每天上班进办公室看见我笑，他们才敢笑，如果我阴着脸，他们就不敢抬头。我自己没本事，就使劲怪员工，好像周扒皮，拿着鞭子抽他们：出去干活，出去干活！”
公司是“中”字打头，又从事拍卖行业，拿到正式批文后陈东升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租个有脸面的办公室。“全北京哪儿最牛？建国路上的长城饭店啊！我就到长城饭店去租了4间房。拿美元支付，汇率是8.5比1，一天要付 85美金。说起来是笑话，我就知道索斯比，就知道拍完后向双方各收10%佣金，其他的都不知道了，我是个碰巧进入拍卖行当的农民，每天坐在长城饭店里看着美金白花花地流走。”
那一年给陈东升的压力是他永世难忘的：“就像农民辛辛苦苦种地，但不知道最后老天爷给不给你面子，会不会有收成。所以我经常说，给你第一笔生意的人，不是一般的顾客，是你的救命恩人。”
同样，泰康人寿在经营7年后才开始赚钱。在泰康的办公室里，挂着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这幅作品是对陈东升艰难创业过往的纪念，也是他个人气质的写照。陈东升说这一气质是一以贯之的。经济学出身的他创业之初就计算好了“下海”的机会成本――“当部长”。为挽回这一机会成本，他的人生目标是要创办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近二十年的创业帮助陈东升完成了自我认知，他对自己的概括是：“我从来都敢跟别人交锋，真实的陈东升，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还加上革命的现实主义！”
在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仅3年，毛振华连升了两级――从一般干部到副主任科员再到主任科员。1988年毛振华被提为副处时年仅24岁。
1988 年海南建省。作为特区筹备组的一员，毛振华被派往海南，直接参与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组建，负责经济处。海南省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每一个字都出自毛振华的手笔。不久，他上调中南海，任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转眼到了1992年，谙熟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认为，“机会似乎来了。”
“那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想当个头儿。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拍不了板。我想有个独立舞台，自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都不会下海。”
毛振华决定创办中国的穆迪公司。事实上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下海”――他办的是“调动手续”，即使今天，他也并未买断过工龄，也没有办理过离职手续。他不是两只脚义无反顾地跳下海去，是第一脚迈出去，第二只脚才抬起来。
1990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先在一家民营教育机构教课，后创办“新东方”；
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
1992年，原深圳蛇口区常务副区长武克钢“被下海”，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外贸正处级岗位，创办“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1996年，王梓木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创办“华泰”；
……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是新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继承了这一阶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这是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里的最典型特征。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或“被离开”体制。
这一行为通常被局限理解为“创业”，在无数创业故事里无差异的一部分。“士大夫”下海，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之事。特别是对于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他们的选择是本厚厚的启示录。
两个文件
毛振华曾说他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创办起来这件事，对陈东升的冲击是很大的。在这之前，两位武大的同学从本科到博士一直相伴而读，他们曾经无数次交流过彼此的创业设想。有一阵，陈东升的夫人去新加坡留学了，毛振华常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地从中南海（他那时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骑到东单陈东升的家，整宿整宿地聊，夜深了就抵足而眠。
彼时陈东升在《管理世界》做“中国500强”的评选，对国际商业的状况有更深入一些的了解，他总对田源和毛振华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商业世界哪些行业最红火、最具前景，在当下中国就最有机会。毛振华深受启发，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行业，甚至连公司带“中国”字头的意义和好处都是陈东升撺掇的。“东升是一个思想家和理想家，相比而言，我更微观一些。”
在与同学多次碰撞协商后，毛振华决定从事信用评估，他要做一个中国的穆迪公司。事实上对于毛振华，穆迪公司只是偶尔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广播上听说，但这样的表述在他脑海里却留下了深刻印象――“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
这一年小平“南方视察”后，国家体改委随即颁发了两个规范性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至今感激这样及时的政策，他认为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
陈东升对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的评价是最高的，他认为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甚至把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1978年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等同，“只不过是因为各种因素，没有被大家关注”。“现在人们很少纪念它，但我记得它，因为我是最敏感的，是这两个条例的受益者。当年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人来投资。嘉德、泰康，都是在这两个暂行条例后成立的。对这两个文件我记忆深刻，当时天天把它们揣在怀里，办嘉德时，我要起草公司的章程、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按那两个文件来起草的。所以，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企业的创新。”陈东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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