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作者：崔敏，原题：《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 10.23%。”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
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 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9年8 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极为欣赏，他在1960年 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我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同志指派我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死人的问题。当年6月我来到遵义专署公安处，讲明来意之后，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处长毕贵显接待了我，一听说我是来调查了解湄潭县饿死人问题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向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作了汇报，也引起了孟的高度关注，孟指派遵义地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公安处也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我们四人前往湄潭县。
湄潭县原由湄潭、凤冈、绥阳三县合并而成（有文章误传湄潭县是由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这里地势平坦，山青水秀，是贵州的产粮区，也是富庶的县份，农作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气候适宜，正常年景，人民丰衣足食。可是自“大跃进”以来，这里的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据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8年全县有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还剩下49万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