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田家英与毛泽东长子毛岸英非同寻常的关系

　　1947年初，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中央为巩固后方，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旧有土地制度实行改革的工作上。这年3月，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带队到山西临县地区抓点。那次，毛岸英也跟着去了。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在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后，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曾在晋西北工作过的老同志梅行曾感叹，康生搞 的那个“左”呀，就别提了!然而，这种过激的做法，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的经验在《晋绥日报》被多次报道，并一再被加上“按语”推广。

　　回国不久的毛岸英，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感新奇又觉陌生，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残酷的。对康生的做法，他不仅没有怀疑，反生几分钦佩，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称赞“康公真有办法”。

　　土改工作的偏差，很快引起中央的重视，在1947年12月的中央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了康生的做法。1948年2月，又发布了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 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2月11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1948年2月15日)等党内指示。部分地区根据中央精神，很快进行了土改复查。

　　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和曾彦修、史敬棠、于光远、吴剑迅同在张家集一个党小组工作了半年。这时的毛岸英，经过学习文件和基层工作的磨砺，对土改中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敬”。

　　一次，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工作团的同志吃饭，毛岸英、史敬棠、曾彦修、于光远等都出席了。饭桌上，华东局领导扬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 有些自然村被他们占据，村边挖壕沟，架吊桥，谁也进不了村。我们的伤病员在村中疗养，他们借此讲条件，不答应条件就把伤病员杀了。康生听到此，“啪”的一 声拍案而起，桌上的碗筷都被拍得蹦了起来。他瞪大眼睛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过去，把他们的村子平了!”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但 谁也没有再搭腔。

　　回到张家集工作团住地，大家议论起白天的事，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但只能心照不宣。因为自延安“抢救运动”，许多人心存余悸。对上级领导的指示，不能有丝毫的质疑，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服从。更何况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团团长。

　　对于没有这段阅历的毛岸英，顾虑自然少的多，他直率地提出，“今天康生同志太缺乏政治家风度，派两个团轰平了村子，全村的乡亲岂不要都跟着遭殃? 作为中央领导，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毛岸英讲的是实话，经历了土改纠“左”的过程，他对康生所作所为显然有了认识。可是史敬棠等就不好对领导妄加评议，在 毛岸英面前，还要替康生做些辩护，说那不过是康生的气话，是要压一压反动分子的气焰。

　　张家集小组讨论工作时，对于土改复查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偏离政策的现象，同志们顾及方方面面的影响，有时不便坚持己见。这就难免，毛岸英和同志之间对问题的 认识有分歧。毛岸英认为史敬棠、吴剑迅不能“坚持原则”，对仍然偏“左”的做法持妥协态度。于是，他言词激烈、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同志。

　　曾彦修老人说，这就是毛岸英提到的“放肆的批评”。

　　1948年上半年，毛岸英从山东渤海区回到西柏坡中央驻地。作为学生和朋友，毛岸英经常到我父亲的小屋上课、谈心。渤海区土改复查工作中的种种情况，以及和同志们发生的争执，显然都是他和老师交谈的话题。

　　今天我们不会知道当年老师和学生是怎样分析探讨问题了，但毛岸英在以后的工作中，较之过去，思想逐渐成熟起来，在实践中更加自觉地磨炼自己，当是与老师田家英的影响分不开的。

　　父亲16岁到延安，26岁经胡乔木推荐，给毛泽东做了秘书。胡乔木非常了解田家英，不仅知道他很早就研究中国近代史，以后又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他 还了解田家英研究讲究方法，注重收集一手资料和做编年大事记等基础工作，出版过《民国以来大事记》。田家英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的研究也很深入，肯下 工夫。因此，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决战，战事异常繁忙，毛泽东身边非常需要人手时，胡乔木首先想到了田家英。

　　这时父亲已经给毛岸英做了三年老师，父亲的思想方法、人格品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毛岸英。当毛岸英反思自己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和位置去 思考;反思自己一年来对纠“左”希望一蹴而就，是不现实不成熟的表现时，他一定明白了一个道理——事物本身存在着多面性和复杂性;他一定更多地了解了他自 己的父亲成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经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革命走到接近胜利的今天，又经历了多么复杂的艰苦历程。

　　毛岸英从古文中找到两个座右铭

　　从毛岸英这封信，看到他的文史知识、国文水平进步之快，是足以令人惊讶的。

　　杨开慧牺牲时，毛岸英年仅8岁。到1936年组织上送他和毛岸青去苏联时，他14岁。中间6年的时间，有5年是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度过的。毛岸英在中国基 本没有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1936年至1946年，他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可以想象，这个在异国成长的青年，祖国文化会学到多少。他 识得的汉字还是小时候母亲教的，上海流浪的岁月，靠一本字典又自学了一些。在苏联时，最初读父亲毛泽东的信，还要请人翻译，回复也仅仅是简短的一段。这样 的基础，回国仅三年，就能用中文流畅地给朋友写信，且灵活运用成语典故，是多大的飞跃啊。

　　还是回到这封珍贵的书信。毛岸英曾以“跛鳖千里”一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听了田家英讲授的《荀子·修身篇》：“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意思是跛脚的鳖，虽然走得不快，但只要一直不停，也能远行千 里……意喻力气再小的人，只要坚持不懈，终能达到目的。为了鞭策自己永不停步地进取，毛岸英用“跛鳖”的谐音给自己取名“波别”，愿学远行千里的“跛 鳖”，虽鲁钝，只要努力，终有所成。

　　从张家集土改回来后，田家英又送他一句古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是《礼记·中庸》里的一句话。其上下文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 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意思是： 广博的学习，详细的求教，慎重的思考，明白的辨别，踏踏实实地实行。除非不学，要学而没有学会，绝不放弃……除非不做，要做而没有做出成绩，绝不放弃。别 人一遍学会的，我学一百遍;别人十遍学会的，我学一千遍。果能如此，即使笨人也会变为聪明人;即使弱者也会变为强者。

　　这段古话使正在反思自己的毛岸英深受触动和鼓舞：用百倍于别人的努力去工作学习，就是愚人也会变为聪明人。于是毛岸英决心把这句古语“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而不再以含有更多自我意识的“跛鳌千里”为座右铭了。

　　从第一个“座右铭”到第二个“座右铭”，可以说，毛岸英的精神境界发生了一次飞跃。如果说前一个“座右铭”，反映了毛岸英坚信自己只要百折不挠，就一定会 实现父亲毛泽东的期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决心;那么后一个“座右铭”，则不仅反映了他的坚韧的毅力，还反映出他觉悟到自知之明对人一生的重要作用，决 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开始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