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的一个标志是钢的指标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钢的计划指标是2700万吨至3000万吨。显然,按照这个计划指标去做将会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其降到1800至2000万吨。陈云认为这个指标仍难完成,并建议这一指标和居高不下的煤、粮、棉三大指标不要在报上公布。
1959年1月上中旬,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今年武昌那个规模,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4月2日,毛泽东同他的秘书胡乔木、李锐谈降低1959年计划指标问题时,胡乔木报告去年12月在武昌陈云提过这个建议。毛泽东说:“这种话在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二号乔木同志才告诉我,才想这件事。乔木这个人在这些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的,他挡回去了。”毛泽东称赞“陈云同志的话是很正确的”。“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我看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毛泽东还称赞陈云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
不久,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陈云经过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比较研究,最后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落实在1300万吨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跃进”的损失。
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这次会议是贯彻落实陈云提出的上述原则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十分赞成陈云把高指标降下来的做法。毛泽东说:“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在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毛泽东通过对前段时间“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南宁会议以来批评反冒进的路线,但却承认反冒进的一些具体做法是正确的,承认陈云抓经济工作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是正确的。据胡乔木回忆:“在庐山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
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6月24日,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陈云同志懂得较多”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对陈云的多次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此前经济工作得失的认识。
但是,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因彭德怀的信由纠“左”变成反右。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气氛下,陈云在会前提出的被毛泽东赞扬的一些意见被搁置起来。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赞:“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但是,毛泽东曾请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陈云没有讲。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陈云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讲了话。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陈云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亦为毛泽东所不满。严重的是,1962年六七月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据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11月上旬,毛泽东接陈云的信后,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同志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
七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相继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而所谓“黑暗风”、“单干风”都是与陈云有关的。北戴河会议前,陈云已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自己将是这场政治风暴冲击的对象之一,加上心脏有病,决定请假养病。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请求。
此后,陈云养病闲居,基本上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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