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可贵的是，文管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盛放官银的木桶。这个木桶是将树干掏空后，两块合二为一，直径约25厘米，长约130厘米，两头用铁箍箍上，经比照，刚好可以放进10锭官银。当地民间也一直传说盛放官银的器具是将树干挖空后，合在一起而成的。文管所一直没法证实这个传说，现在可以初步证实民间关于盛放官银器具的传说是正确的。
"老虎滩"张献忠千船沉银的消息在海内外传开后，立即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既然沉银已被证实，那么如何打捞沉银、打捞需要多少资金也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如此巨额金银，对国家来说不仅是一笔物质财富，也是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极重要的文物，其价值之高自不待言。虽然在300多年的时间内，沉银会因各种原因而跑离原地，但"苹果掉下，离树不远"，就目前国内先进的探测、打捞技术而言，适于用"老虎滩"沉银的打捞手段还是较多的。在地下20米深的地方进行采掘作业，工程投资一般为200万元左右，但是江面操作，不可知因素很多，加上气象因素干扰，投资可能更大。
打捞专家大致已有下列设想："老虎滩"附近约2000米的沉银区域目前正处于枯水期，水深仅1~2米，河床宽约50米，若让河水改道而走，河床便全裸，排干积水，露天挖掘，可能很快就有结果。此举"直捣黄龙"，直截了当，但投资较大，资金短缺是实施的瓶颈。
也可以用截流的办法，有关沉银的那场战争发生于农历七月，正值丰水期，据此推算，当时水深约10多米，而结合300多年来川西地区的水文气象特征推测，埋在"沉银"上的泥沙不会超过20米。府河水流量近年来已大逊于往常，水量既然偏枯则干脆截断上游，裸露下游发掘即可，这样投资小，见效大。
水藏财宝与淘金公司千船沉银有了些眉目，但当时疯狂劫掠四川的、张献忠留下的肯定不止这一处财宝。
成都一带流传着"石牛和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民谣，内容和彭山的民谣相似，只是标志物换成了石牛和石鼓。历史上也有人记载了另一笔宝藏的下落。
吴伟业在《鹿樵纪闻·献忠屠蜀》中说，顺治二年(1645年)，张献忠"用法移锦江，涸其流，穿数仞，实以精金及其他珍宝累万万，下土石筑之，然后决堤放水，名曰'锢金'。"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引查继佐的话，也说张献忠"用法移锦江而涸其流，下穿数仞，实以黄金宝玉累亿万，杀人夫，下土石填之，然后决堤放水，名曰'水藏'"。两书中，一称"锢金"，一称"水藏"，当属于传闻异辞。彭遵泗《蜀碧》卷三也记有此事，作"锢金"，但没有提及窖藏的数量。
除了私家著作外，清朝官修《明史》的编撰者也对这条史料持肯定态度。《明史·张献忠传》说："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陈克家继他祖父陈鹤完成的《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可见，张献忠的确曾经出动大量人力，以治理水灾为名，在锦江筑起高堤，然后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无数金银财宝埋入坑中。再重新决堤放水，淹没埋藏珠宝的地方。至于坑旁是否筑起石牛和石鼓，并以此为记号，就不得而知了。
300多年来，垂涎张献忠这笔巨额财富的自然大有人在，连清朝政府也费过一番脑筋。并且不止一次地付诸行动。《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玉器等物"。可见清政府这次组织的大规模的打捞行动，确有所得，但宝物的数量，却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事实上，当时的人力、财力、物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仍有部分沉银在江底，静待发掘，而就是这少量挖掘出的宝物，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探宝之心。
《清文宗实录》卷八十九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政府再次派某道员到锦江实地勘察，因找不到窖藏的确切地点而中止。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旧事重提，由吏部尚书等代奏，呈请寻找这笔财宝。他说亲眼看到彭山、眉山居民捞到张献忠遗弃的银子，"其色黑暗"，听说"曾经查出归官，尚存藩库，有案可核"，以此来证明张献忠窖藏之事并非子虚乌有。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高潮，清政府财政困难，咸丰皇帝于是动了心，命成都将军裕瑞"按照所呈各情形，悉心访察，是否能知其处，设法捞掘，博采舆论，酌量筹办"。但也是枉费心机，一无所获。
政府出面组织的打捞行动尚无所获，可以推测民间的打捞更难成气候，尽管如此，还是有无数人求"财"若渴。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当属民国时期杨白鹿的打捞行动。
杨白鹿(1872~1948年)，本名承伊，后改名钧，清代贡生、同盟会员，1920年前后，当过四川省长赖心辉的秘书长，1934年脱离军政生涯，从事医学，任成都国医学院教师。清末有一姓杜的官场人物因犯了事儿走投无路，投靠了杨白鹿，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一住就是几年。
姓杜的这个人临走前的一个深夜，为报答知遇之恩，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子转赠于杨白鹿，内藏张献忠埋银地点图样，并告诉他这件宝物是当初参与埋银的一个石匠画成简图交给孙儿带走，后来落到杜家，珍藏至今，希望善为运用。杨白鹿接手后30多年，从未向任何人泄漏。
1937年冬天，住在成都陕西街的杨白鹿，将张献忠藏银图纸向好友--当过师长的马昆山透露，取得共识，认为这件事大有可为，后由范绍增出面奔走磋商，成立"锦江淘金公司"，开展打捞工作。他们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终于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是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接近江心的江边，于是在1938年冬季趁河水较小，加速开挖，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年秋水退后又继续，上百人前后历时十多个月的辛勤劳动，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经理宣称："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不久，又传来惊心动魄的"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浪潮席卷整个成都。锦江淘金公司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大批箩筐扁担，订购一部起重机，金银一出土，就集中人力搬运，直接缴存银行。然而，历史却偏偏爱和人们开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只有3大箩筐小铜钱。"金银万万五"杳无踪影，轰轰烈烈的挖银事件，也只好草率收场。
锦江捞银没有结果，但是随后的几十年中，彭山县江口镇的渔民在撒网捕鱼时，却捞起过银制的元宝，上面有当时成都府库的烙文，可知300多年前的千船沉银所传非虚。
1990年8月，渔民邬长福网得大小银锭各一，大者3斤，小者1两;1998年7月，彭山县灵石乡村民张志华在河中淘沙，曾淘出一个银鼎来;彭山县文物管理所现藏江底沉银两锭，各重约1850克，长20厘米，高10厘米，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当地人在修建江口加油站时发现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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