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偷鸡摸狗，报复农民挪用安置费以及克扣他们工分
当时，知青下乡后到经常到农民家偷蔬菜、偷鸡鸭、偷狗，又偷集体的粮食或水果。知青去偷窃，一是饿了要找吃的填饱肚子；此外，当时农民挪用知青的安置费，劳动时又克扣他们的工分，令知青大为不满。知青此类行为也是对农民进行报复以及对社会的抗议。一位知青说，有时知青会把刚刚偷来的东西烧掉。
也有知青出于从众心理去偷鸡摸狗的：
“时间稍长一点，这批见识过文革造反和武斗、并接受了无法无天教育的中学生知青，逐渐开始不安分起来，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等等一些胡闹行为，慢慢地成为流行趋势。……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贫下中农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 在1972年，丢了鸡的贫下中农，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 …[详细]
农民遭偷被抢怕了，路遇知青如遇土匪般的畏惧和戒备
“当地的贫下中农社员，对知青有着一种畏惧和戒备的心态。好多次，走在长长的田埂地埂上，不管知青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狭路相遇的农村社员，不管是担挑的，背背篼的，牵牛的或是其他扛东西的，不管身上负荷多重，都要老远就跳下田埂地埂进行回避，给空手轻装的知青把路让出来。 那情形，可能40年代的良民遇见皇军，也不过如此。”李复奎在《难忘的知青岁月》提到他下乡时候遇到这种有意思的现象。
到底为什么农民见知青如遇土匪呢？
李复奎解释说，有些红卫兵知青有枪，霸道明火抢劫社员，令农民胆战心惊：
“时间长一些，跟生产队的社员混熟了，才知道，那种遇知青如遇土匪的畏惧和戒备，都是前两年那批红卫兵知青――我们的兄长――给闹腾的。……手中有枪的知青，不知不觉中，开始出现一些霸道行径，明火执仗地打社员家的狗来炖狗肉吃，与人发生争执便亮出家伙来增加话语分量，听说个别的，甚至在食店吃了饭也不想给钱。”…[详细]
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外，下乡知青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
下乡知青除了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外，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文中谈及：
“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详细]
知青回城了，“农民那个高兴呀!”
打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农民就把知青当“过路客”，不仅是外来人，还是不太中用的外来人。但是，接收知青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农村又不得不得接受。一位曾担任知青办公室主任的研究员如是说：
“看到基层干部毫无诚意，主持分配会议的负责人就说：‘你们大队必须得接受那么多知青。这是政治任务。你们不同意，咱们这个会就没完没了地开下去”。官方资料《党史资料通讯》也承认：“（上山下乡运动）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对于大批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接受的。 （《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化，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详细]
既然知青作为农民负担，知青回城了，农民总算解脱，一位知青带队干部回忆说，知青回城后，农民很高兴：
“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人在那儿，但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他们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也没有任何理想，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尽快进工厂……而农民呢，1979年当所有的知青都要跟我回城时，农民那个高兴呀!知青点重归大队了，后来就成了一个作坊。”
这种因知青离开而倍感高兴的农民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可以从一些其他的数据中推断。比如：知青的自给自足率究竟有多少。很容易理解：知青如果做不到自给自足，则很显然会给当地的农民或者公社增加负担，自然农民不会高兴。而据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一书所整理的资料的结论：“大多数知青从来都做不到自给自足。1972年在吉林只有28％做得到。其他的都欠着生产队的钱，每年跟父母要60到100元。到了1977年，由于1973―1974年的改革，情况得到改善，57％可以自给自足了。在上海，197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仍然留在外地的24万知青中，有一半不能自给自足，另一半所赚的仅够糊口，……在某些贫困地区，非自给自足者的比率达到80％。”如此，对知青回城感到高兴的农民的比例有多大，虽无确切数据，但也不难估摸出一个大概。
结语
历来，农村就被统治者当作一个可以藏污纳垢的垃圾场，认为它可以容纳、消化任何“政治排泄物”：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戍边；1949年之后，大量城市过剩劳动人口被清退到农村，每次政治运动都有大批“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农村，甚至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政治高层在斗争中失败后也向毛泽东请求到农村去种地。
上山下乡运动，只是旧剧重演――为缓解城市过剩的劳动人口，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巩固自己权威，农村再次沦为政治人物的后花园，农民又再一次成为受害者。在这场运动中，农民与知青一样，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而只能接受作为政治洪流牺牲品的预定角色。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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