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知青回城了农民非常高兴
近日，电视剧《知青》在央视热映，一时间，媒体内外无处不谈“知青”。目之所见，有关知青过去的方方面面――受苦或者获益，或被怀念，或被控诉；但怀念也好，控诉也罢，基本上都成了知青们的自说自话。
有关上山下乡的叙述，几乎成了知青群体的独白；鲜有人提及这场运动的另一面，也就是农民的遭遇如何。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对知青而言，这是一场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对农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但知青们事过境迁，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农民们却与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没有两样，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本期专题，尝试关注这些历史当中沉重的失语者。
农民：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失语者
他们曾被当作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他们曾被强行纳入到一种奇特的城乡二元体系当中；他们曾经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曾经无法支配自己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农民是他们的阶层身份，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失语者，当知青们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再如潮水般争相回味往事的时候，他们仿佛只是一种装饰性的历史背景……
官方资料承认：知青下乡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毛泽东如是号召。随后，全国兴起上山下乡的热潮。毛泽东的号召夹在《人民日报》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发表的，这篇报道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句话传达的意图甚是明了，当时城市劳动人口过剩，政治高层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过剩的城市劳动人口转移到农村去。
农村无法一下子消化大规模的人口，再说当时大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已富余了。土地有限，增人不增地，有农民抱怨说，个人收入减少了，极端就像在广东台山县，那儿的劳动力已经太多了，以致农民不得不轮流出工。可以说，知青对于农村来说是个负担，知青的到来无疑令原本生活贫苦的农民雪上加霜。徐友渔的回忆道：
“我所在的地区人均耕地为2亩，我所知的人均土地最少的地方为每人4分，一个生产队分配了3至5个知青，每人照分自留地不误，这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不用细算也十分清楚。我曾听到农民在无意中冒出的话：‘你们来，就是夺我们的口粮!’”
知青下乡给农民造成负担，官方资料对此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化，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详细]
当然，也有农民认为知青下乡后，劳动力增加了，产量也就增加了。而且，在那些劳动力短缺的地方，知青还是受到欢迎的。
国家为知青提供的安置费不够，农民贴钱为知青盖房
“把知青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当时官方媒体向农民发声，要他们教知青学做家务，像做饭、缝补之类的，还要农民替他们盖房子。当然，国家发给每个下乡的知青230元安置费。但这笔费用不仅要解决知青住房问题，还有替他们置备农具，甚至保证他们在头几个月或一年的吃饭问题。在一些地区，这笔安置费远远不够用，农民们不得不自掏腰包为知青盖房，徐友渔也提到这一点：
“四川为每个下乡的知青提拱了230元安家费，知青是全部或大部花费掉了，但生产队为知青盖房，平均每人的花费近千元。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均实际收入不到100元（口粮占其中大部分），人均现金收人平均大致是20到30元。另外，盖房还要占用土地，烧瓦做砖要耗费良田表土，使耕地减产一半。建房需用木材，生产队开禁，砍掉平常禁伐的树木。”
但也有农村为了减少因接待知青下乡带来的损失，侵吞知青的安置费作为补偿
知青的住房问题十分复杂，许多农村贴钱为知青盖房，也有部分农村并没有投入多少人力物力，甚至挪用这笔钱购买化肥或用作其它投资。所以，在不少地区，知青并没有得到起码的住房条件，有些知青甚至住在牛棚，忍受酷热、严寒、臭气熏天、房顶漏水、蚊子臭虫，等等。知青为此抱怨发牢骚。地方干部就解释说安置费不够盖新房子，而生产队又太穷拿不出钱来凑够数。这只是部分实情，农民干部不愿意合作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安置费就是一种总补偿，因为他们接待知青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还得管他们温饱；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下乡运动会长时间持续下去。1977年一位陪同干部写信去《人民日报》揭露知青住房问题时就谈及了这一点：
“最近我们发现个别地方，有的同志对这一工作认识不足，以为知识青年下乡几年以后就要走，因此对他们的住房没有长远打算，有的盖得又高又大，有的盖得又矮又小，以便知识青年走后，高的用来做仓库，矮的存放农具。对此，知识青年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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