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没有发生冲突。
2012年2月20日，从吴高亮承包地中一共起出了7根乌木，包括最长34米的那根，全部被运到了通济镇安放。
有意思的是，吴家的阻拦反而让镇政府下决心“保护”好乌木。同是顾问的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肖礼颖说，因为乌木长达34米，起吊方案中曾提出过锯开分段起吊，但政府反对，坚持要保持乌木完整。
政府通过公开比选方案，雇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起重车，这样的车成都有一台，重庆有一台，动一天的费用就是上万元。肖礼颖说，当时就是西南没这样的车，政府也会从全国其他地方找，“用政府的话来说，就是夹生饭我也要把它吞下去，我必须要把它拿起来。”
通济镇党委副书记高先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仅是起吊设备花了钱，为了从山沟里运出34米的乌木，沿途拆除又恢复了一些电杆，将乌木从麻柳村运到通济镇总花费接近100万。
“国有”并非一贯主张
纳乌木为国有，并不独通济镇。近几年，四川崇州、什邡、南充等地发现大型乌木后，都由当地政府收归国有。
然而，这并非政府的一贯主张，起码在乌木价值还未显现时，政府的身影并未出现。
成都乌木博物馆馆长、台商卢泓杰从上世纪90年代就从事乌木的收藏和保护。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古乌木在民间就是名贵木材，四川有俗语“家有珠宝一箱，不如乌木一方”，但真正使乌木市场价值堪比珠宝的时间并不久。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人们远没有现在这么重视乌木。
1994年，卢泓杰曾在广汉一位老大爷家中，用蜂窝煤换来了一根乌木。“因为他是拿乌木当柴烧的，我就提出用煤和他换。”老大爷说这根乌木够烧两个月，卢泓杰于是用相应的蜂窝煤作为交换，“总共1000个，那时蜂窝煤好便宜，一个才1毛左右。”
那一时期，卢泓杰不仅从个人手中收购乌木，还从事发掘。有时，挖沙船发现了沉在水里的乌木，卢泓杰就把挖沙的“沙窝子”买下来。“我们就挖乌木，挖沙留给他们。”各取所需，政府从未干涉过。
乌木价格攀升大约始于2000年，其时卢泓杰的乌木博物馆小有所成，恰逢“中国西部论坛”在成都召开，于是卢泓杰展出了5件乌木艺术品，引发了强烈的关注。那之后，“木材”摇身一变成为“木财”，市场趋之若鹜。
卢泓杰回忆，2000年左右收乌木大概就每方600元，2001年就飙到2000多元，“随后一两年就4000、8000、12000这样往上翻。”现在，乌木因其树种、年代和品相而价格不一，但较低的也是每方近万元，像保存较好的楠木属乌木，价格都在每方10万左右，相比之前上涨了数十倍不止。阿里巴巴上甚至有厂家的楠木乌木开出了令人咋舌的高价：每方80万！
“现在的乌木市场完全是无序的。”卢泓杰说，他已绝少到地方上收购乌木，不仅因为价格高，还有摆不平的地方势力。现在，一条从产地四川到消费地京沪的产业链已经形成，而在四川一旦发现乌木出土，就会有复杂的地方势力介入，各种乱象丛生。
此时，政府对乌木也从不闻不问，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大型乌木被发现后，政府都会以保护姿态介入，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喻远军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近期他接受类似案件的咨询已有五六起。
夹生饭吞不下去了
34米，相当于11层楼的高度，至今通济镇也没有这么高的楼。乌木运到通济后，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
但对通济镇而言，“夹生饭”吞不下去了。
彭州市文管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均表示，没有依据对乌木进行处置。通济镇也自忖无权对其进行处置，于是向彭州市（市委市政府）打报告，请求国有资产管理局牵头文管部门来进行下一步安置，但几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
首要的问题在于：乌木究竟算什么？
乌木形成时间大多在3000年至8000年不等，虽然也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但还不足以成为植物化石；同样，它也不属于矿产。所以，保护乌木并不适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各地发现乌木，一般都找文物部门去，但其实它不是文物。”张擎说，文物是指人类活动遗留下的产物，属于社会学科，乌木则是一种自然形成、正在向植物化石转化的中间产物，属于自然学科。
据肖礼颖介绍，上世纪90年代，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里曾加了一条：“古树名木参照文物进行保护”，但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文物保护法颁布后，明确了学科的分野，古树名木并不是文物保护范畴，同时修订的成都市地方法规就删除了这一条。
不过在张擎、肖礼颖等文物学者眼中，乌木包含了丰富的古生态信息，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仍应当属于国有。
成都市最大胆的尝试是试图制定地方法规：2004年由市文化局文物处牵头，会同专家起草了《成都市乌木资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但这一办法并没有正式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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