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是“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
综合社论起草者的回忆，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
由于缺乏资料，笔者未找到1976年6月中央电报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体刊登“按既定方针办”的那期新华社《内部参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论起草者当时用《内部参考》核对过“按既定方针办”。当然，《内部参考》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也有一个来源问题，从时间上推测，很可能源于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华国锋于7月30日晚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召集人”和“成员”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关系。
1976年12月11日，“召集人”说：
“四人帮”被揭露后，10月7日，鲁瑛曾两次打电话给我，问7月底计划会议关于这句话是怎样传达的。他还提要《红旗》参加会议的人查一下记录。由于我们参加会议的几个同志都去石家庄干校劳动，没有查成。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妄图推卸罪责，嫁祸于人。
“成员”在12月12日说：
我参加写这篇社论，从9月9日到10月上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里有什么问题。10月15日从干校劳动回来的第一天，许说鲁瑛在10月7日还打电话问“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出处以及记录中的原话，我顿时有点紧张，说“这句话是我主张加的”，想表白“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意思。我当时还说，“当时用这句话的根据，一是《内部参考》先有黑体字，二是听林某某同志传达时也是这样传达的”。
1977年5月9日，“成员”又说：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楼走廊上，拉着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论之前就有了，怎么会算在张、姚的账上？我记得你在7月底去听谷牧副总理传达，你回来时也传达说‘按既定方针办’，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说有错，那么是谷牧传达错了。”林听了，很害怕，急忙说：“你不能这样讲，千万不能。即使有怀疑，也不能讲。要讲，只能去对老狄他们讲。”下午，我在236室又问“召集人”：“对于‘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召集人”说：“具体的我也说不清，只能放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这是阴谋。”10月18日上午，林告诉我说，他在7月底听谷牧同志传达时笔记上记的那句话是“照过去的既定方针办”。我当时也不相信，以为他在笔记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还跑到党刊室找刘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以证实当时我参加炮制社论时的印象。
“召集人”、“成员”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源于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说法，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也谈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说传达“按既定方针办”的是华国锋，而不是谷牧。
“按既定方针办”是华国锋还是谷牧传达的，或者两人都传达过，这些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是“召集人”、“成员”等参加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还是冼恒汉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证明：1976年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是“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
“按既定方针办”是会议记录者笔误所致
按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不应在计划工作座谈会，应在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这句话的呢？原话究竟是什么？请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
毫无疑问，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毛泽东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难道华国锋或谷牧修改了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人们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帮”篡改了毛泽东指示，并把篡改的话当做毛泽东临终嘱咐。“伪造说”见于1976年10月后的许多重要文献，包括《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1976年12月17日）、“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1977年8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伪造说”流传甚广，传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点：
第一，“四人帮”为什么这样改？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应改得有利于自己吧？“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虽在字面上有三个字的差别，但含义基本一致，这种无谓的改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第二，“四人帮”为什么改这条？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总得找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吧？他们非常清楚“照过去方针办”的由来，也知道政治局委员都听过华国锋的传达，自己又不掌握毛泽东的亲笔原件，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去蛮干？
第三，姚文元直接组织和修改了那篇社论，公开披露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又指示广播电台、报刊大肆宣扬这句话。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红旗》第10期送审目录草样的信上亲笔写了“按既定方针办”，并要求放进《毛主席语录》。这些都是事实，它们只能证明姚文元和社论写作者把“按既定方针办”当做“毛主席嘱咐”，并不能证明“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伪造的，也不能证明“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当成“毛主席临终嘱咐”。“伪造说”的重要依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但笔者反复查看两篇文章，没有找到“临终嘱咐”之类的话。具体说，《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只有一处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说是“毛主席嘱咐”，未说“临终嘱咐”；《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称之为毛泽东的“嘱咐”、“谆谆嘱咐”，也不见“临终嘱咐”之类的词汇。伪造“临终嘱咐”从何说起？
第四，如果“四人帮”真的伪造了“毛主席临终嘱咐”，如此重大的罪行，为什么在1980年审判他们时不予追究呢？难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吗？
这些问题使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文章说：
陈斐章从20世纪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
在一次谈话中，陈斐章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后引起非常轰动的一句话，即“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造成和出现，同他作记录时的失误有关，并讲了细节。我们听后都很震惊，我们觉得对历史负责，还历史本来面貌，很有必要把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告诉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示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
陈斐章一语道破天机，“按既定方针办”的最初出处竟然找到了！
《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披露的这条史料弥足珍贵。我们既要感谢作者，更应感谢陈斐章老人，感谢他坦言笔误的勇气和抢救史料的责任感。如果说陈斐章当年的笔误在客观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话，那么，他现在提供珍贵史料，对恢复和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则具有重要意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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