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些问题使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
“四人帮”受审（资料图）
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深远，令人感慨。它背后的故事如此离奇，又令人疑惑。尽管此事早有“结论”，但人们心中的疑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伪造出来的吗？“四人帮”说过“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吗？“照过去方针办”是如何变成“按既定方针办”的？审判“四人帮”时为什么不提这条“重罪”？本文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由来这个关键问题，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伪存真，试图揭示历史真相。
“按既定方针办”由“两报一刊”社论首次公开发表
众所周知，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简单地说，前文“造假”，后文“造假”并“举事”。“举事”之说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我们只分析“造假说”或“伪造说”。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毛泽东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四人帮”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员”详细回忆了社论的写作经过：
9月9日上午8点半，“召集人”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鲁瑛（《人民日报》总编辑）来电话，要我们去三个人参加写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论，还说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发表。“召集人”说：“鲁瑛不可能直接向《红旗》发号施令，准是姚的意思。现在家里只有五个人知道电报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顾家里事，只有我同你能去。”于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后，即带着我去人民日报社。在那里，出面联系的是潘某和崔某，鲁瑛始终没有出场。潘某说：鲁瑛根据姚的指示要写一篇社论，但具体内容写什么，要我们两家共同讨论研究。潘某、崔某问“召集人”对社论有什么设想。“召集人”说刚知道主席逝世不到两小时，才接到写社论的通知，还来不及考虑。当时，几个人议论了一个多小时，初步确定写这样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颂扬主席的丰功伟绩，由《人民日报》起草；第二部分写路线和今后的任务，由《红旗》起草。两个部分，由两家分别草拟，然后再合起来讨论、修改。
这个分工商定后，“召集人”和我便回来了。“召集人”叫我先拟个草稿，内容主要讲路线是个关键问题，然后讲讲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并规定当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样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报参加讨论。我们带去的稿子没有“按既定方针办”之类的话。
议论中，潘某等曾谈到是否要用主席未发表过的语录，说最近从新华社《内部参考》上见到的就是“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两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开引用，后一句能否用还得中央批准。我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还议论了社论分两个部分：一是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包括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一是如何继承主席的遗志。我们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并决定写出后晚上碰头。
回机关后，胡某起草，我和林某等同志一起参加修改，潘某并送来一份《告人民书》作起草的依据。晚上8时又去人民日报时，人民日报评论部多数同志都参加了，十人左右。读了一篇两家分别起草的初稿，都没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读后，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社论决定明天先不发，看看动态和反映，再有针对性地写。我估计这是姚文元的意图。人民日报的同志说，人民日报《情况简编》正在收集各种反映，并说印出时就送我们参考（后一次未送）。议论中，人民日报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说要按主席路线办。但因稿子推迟，也未讨论下去。大家议定12日或13日再碰头。
12日或13日上午，人民日报潘某又通知我和胡某去，见面大体仍是第二次参加的那些人。崔某又传达鲁瑛的电话说，这几天形势稳定，社论可以准备。我那几天事情多些，又见人民日报参加撰写的人多，就和他们商量，不再参加了，胡某仍留在人民日报参加修改。大约14日或15日，胡某带回一份送审稿，说稿子已由人民日报送姚文元审查。送审稿中有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并说这是“在病中”的嘱咐。据胡某后来说，这是在集体修改时，他提出加上，当时并按新华社《内部参考》核对的。这样，这篇社论就经姚文元审查定稿，发表在9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时，“在病中”三字被删去了……
在这篇社论之前，“四人帮”已经通过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并加引号，用了黑体字，为他们公开篡改毛主席指示作了准备。社论发表后三天，9月19日，姚文元又在《红旗》第10期送审目录草样的信上，亲笔批了要把“按既定方针办”放进《毛主席语录》栏中。这就更加清楚地证明：“四人帮”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召集人”和“成员”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个别事实有出入。虽然他们都认同“伪造说”，但他们的叙述可以证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这句话在文章送审稿上就有；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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