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
珍妮和她在上海伙伴们每天的生活大同小异。
早中晚饭点，要按时买菜做饭；按照中国学校的作息时间，接送孩子。下午放学之后，陪孩子玩耍，以方便让小孩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英语。晚间帮小孩洗澡。
这些事情对她们来说驾轻就熟，她们在出国工作前都要进行1到3个月的上岗培训，主要包括技能培训和语言文化培训两大类。其中，在培训学校接受216个小时技能培训是成为合格菲佣的“针线包”，项目涵盖了各种常用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洗熨衣物、清理房间、烹饪和照顾老人与孩子等。
35岁的凯莉原本是菲律宾一家航空公司的空姐，虽然工作体面，但挣的却不多。穿梭于世界各地，她发现在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地做帮佣的女孩子远比她收入丰厚，她最终决定到香港做一名菲佣。
2005 年，凯莉遇到了现在的雇主，在香港有业务的生意人刘东（化名）。刘东是南京人，2002年儿子出生后，他和妻子因为“只顾自己偷懒，不管孩子”，炒了好几个本地保姆。后来经朋友介绍说菲佣很不错，做事踏实用心，还能教小孩英语。见过凯莉之后，刘东决定将她聘请回南京家中，照顾小孩和老人。
“小男孩调皮，坐不住，凯莉就带着他玩耍，同他进行英文交流。”虽是主仆关系，但刘东觉得凯莉在教育小孩方面倾注的心力并不比自己少。这个35岁的菲佣会通过折纸、画画、买一些小玩意儿来鼓励孩子学习。“每天如此，一转眼就七年了”。
作为“住家佣人”，七年的时间里凯莉成为刘东家庭的一部分，这期间他的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刘东和妻子常年外出，凯莉和儿子建立起了亲情般的感情。或许是想到自己的处境，凯莉今年忽然决定回家乡结婚，她嫁给了一个加拿大人，希望也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珍妮到中国后的第一个雇主是一个年轻的女店主，她请珍妮帮忙照顾4个月大的婴儿。在这栋160平方米的豪宅里，富有的男主人和年轻漂亮的女雇主并不是夫妻，这位在河南做煤矿生意的中年男人每月只“回家”三四天。女主人作为一家连锁咖啡店的加盟店主，常常忙到夜里两三点才回家。
2011年2月，女主人去了加拿大以后，珍妮很快找到了浦东这个雇主。家中男女主人都是公司高管，他们的双胞胎女儿需要照顾。两个孩子意味着珍妮的工作量翻了一番，但她喜欢这两个孩子，这让她想起自己的两个女儿。
“每天晚上我让两个长得一样的女孩睡在我的两侧。”珍妮是个未婚妈妈，两个都已经入学的女儿都寄养在外婆家中。根据和雇主的约定，珍妮每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她经常自己放弃。
在休息日，上海的菲佣常有自己的圈子交流。古北的家乐福和南京路上的超市则是最常见的聚会地点，她们可以在那里购物，然后一起聊天。“也会去超市附近的肯德基坐坐，就是一直聊天，一直聊天。”
珍妮觉得上海滩虽然繁华，自己却始终是个“孤独人”。她几乎不去外国人集中做礼拜的教堂。平日里，她会用自己的平板电脑登陆主人家的WiFi，浏览网页看新闻。周末，一个人到星巴克点一杯咖啡，接着上网，一坐一整天。
在中国的两年多，珍妮从未回过家乡，思念女儿时，她就用Skype跟她们通电话。生分的女儿总是在她的要求之下，才会讲“我爱你”。之后，小女孩们会带着天真的眼神告诉妈咪，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想起女儿们争抢礼物的样子，珍妮就会开心起来。
“她们总会问妈妈什么时候把钱寄回来，却不会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珍妮忽然有些失落。她自言自语说，或许女儿们也知道，如果我回去了，就没钱了。
除了获得中国国籍，只有极少数有签证的菲佣才会以大方的态度融入当地社会。在上海碧云别墅社区，2009年就有一名菲佣嫁给了社区里的保安，“不再为被遣返而担惊受怕”。
流离
“我很漂亮，也很年轻，我觉得应该要拿到6000元的工资。”有着褐色皮肤的珍妮觉得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广东人，多数见过她的人都猜不出她来自菲律宾。她觉得自己还年轻，应当得到比较好的薪酬。而且，拿到这笔薪水也是她家人生活的保障。
依靠自己在上海的收入，珍妮把女儿送到了菲律宾老家有名的贵族学校。在这类学校里，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每人每年都需要6000元人民币的学费，两个女儿就需要12000元，这还不包括她们的生活费用以及外婆陪读的费用。
在南海岛屿风波这两个月里，珍妮心里觉得隐隐不安。伙伴们相互通气说，警察一直在清查没有签证的菲律宾人。
更糟糕的消息接踵而来，在结束了和雇主家庭的雇佣关系之前，珍妮便从网络上了解到，菲律宾商人开始号召反华游行，作为回应，中国的网络上已经出现解雇菲律宾人的小道消息，驱赶菲人的呼声喧嚣。
这种情形很容易让菲佣们想起2010年马尼拉人质事件时，她们在香港遭遇的抵制。当时有港人愤怒地要求制裁在港的菲律宾人，不予她们永久居住权。最后，菲佣们通过静坐抗议，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但以菲佣目前在内地的隐身状态，珍妮和伙伴断然不可能同自己的雇主以及有关部门争取权益。
刘东的儿子一直询问刘东，凯莉什么时候能从菲律宾回南京。“她被大使馆卡了工作签证，暂时来不了了。”刘东也没想到凯莉回去结婚，结果遇上了这个当口。上海等多地的旅游部门都已经发布通知，限制前往菲律宾的旅行，双边的流动遭遇刹车。
在断了收入的这段时间里，珍妮一直住在远郊的朋友家中，那是一间租金500元的小房间，在上海郊区，500元只能租到没有空调和其他电器的房子。在找到同意她住家的雇主之前，她和朋友以及朋友的男友挤在这间逼仄的屋子里。
5月20日夜里，因为害怕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被警察抓住，珍妮和朋友一起去了酒吧。之后，她的朋友在酒吧被嫖客带走交易，她一个人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待了一夜。珍妮说，因为身份非法，不少滞留上海的菲律宾女孩发现卖淫更容易挣钱，就不再从事需要抛头露面的菲佣职业了。
“我爱上海，我喜欢去商场逛，买好看的鞋子和衣服。”珍妮有些不安地打着电话，她手上的诺基亚手机已经没有键盘，需要用发卡戳才能拨号。虽然她不喜欢这个城市拥挤的巴士和地铁，以及提心吊胆的日子，但她并不能轻言放弃。
眼下，菲律宾当局一再强调不会就黄岩岛问题引发战争，争议如同海面一样，在风浪之后渐渐平复。新闻说，菲律宾的香蕉又重新出口到了中国，珍妮觉得苦日子很快就将过去。她并无太多时间藏匿自己，为尽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她又穿梭在上海的人流中了。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在这里再待十年。”珍妮说，十年后两个女儿大学毕业时，就是她回家的日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