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红四军决议批毛泽东:虚荣心重 惯用报复(图)

　　关于红军中党的组织迎则，“九月来信”规定：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与此同时，“九月来信”重申，不应该再提“党管一切”的口号，前委的工作重点须着眼于红军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避免包办一切;但同时肯定“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这是表明各项工作应当通过支部的工作开展起来，“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九月来信”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提出四点批评，批评他们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付外部敌人的斗争，而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批评他们“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以致大家难以判别是非;批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并且还批评他们“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而公开地提到对群众的“任意批评”，从而影响了他们在群众当中的威信。这样不仅不能够解决纠纷，反而加深了矛盾。

　　“九月来信”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案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更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九月来信”最后强调中央的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月来信”经中央政治局研究通过。中央指示陈毅立刻出发，将信带回朱毛红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年谱》1998-1949)陈毅后来回忆说，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主席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九月来信”，是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直接迎因，是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根据，它不仅对于朱、毛，对于红四军，而且对于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谭震林在上世纪50年代把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誉为陈毅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次贡献之一。(《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谭震林所说陈毅的另外两次贡献，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兵败三河坝之后，陈毅和朱德收集残部，保存力量，把队伍带到了井冈山;另一次是1940年10月指挥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日局面。)

　　毛泽东对陈毅在红四军“七大”的再评说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10日，陈毅追悼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突然决定亲自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到达八宝山礼堂休息室，即问道：

　　“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

　　当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握住毛的手，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叫张茜坐在自己的身边。张茜心情非常激动，她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始末》，《解放日报》2010年12月29日。摘自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这就是毛泽东对陈毅在红四军“七大”的再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