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总括起来说：“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是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大会决定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鉴于1929年2月的中央来信曾提出朱毛离开红四军的问题，加之朱毛之间又存在分歧，而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会议专门讨论了朱毛的去留问题，认为此事应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派人过来之前，朱毛应继续工作。会议讨论了前委人员的组成，决定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选举陈毅和四个纵队的司令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引文和文意，均转引自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同时参考了《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一文)
这就是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落选的基本过程。
如何评价红四军“七大”，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华回忆说：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红四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的，不是任何个人行为;而且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至于七大未能完全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正是有了这场争论，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也才有了古田会议，使党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了基础。(?-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另一位当事人萧克认为，红四军党的“七大”充分发扬了民主，敢于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批评，是件好事。(蒋伯英《萧克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对此次选举，何以选陈毅为书记，而毛泽东落选的迎因，当事人也有说法。萧克说：“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萧克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说：至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也不能说是把毛泽东排挤了。毛、朱、陈是红四军比较有威信的三个领导人，既然大家认为朱、毛都有不对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推选陈毅为书记，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况陈毅也曾经担任过军委书记。“大家既然是大会的代表，就有选举权，选陈老总有什么不可以呢?陈老总也是好同志嘛!”(《萧克将军访谈录》)
贺子珍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
以上当事人的认识，尽管不一致，但无论如何，说红四军“七大”陈毅、朱德篡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是与历史不符的。
1929：陈毅的上海之行与毛泽东复职
陈毅去上海的主要迎因是：中央常委于6月作出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命朱德、毛泽东处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来信时，已是第七次党代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已离开龙岩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毅和朱德也已率指挥部到了连城新泉，展开“七月分兵”的群众工作。而国民党三省“会剿”的声浪日益高涨，因此对红四军来说，组织力量击破敌人的“会剿”已是当务之急。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傅柏翠回忆说，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地方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由陈毅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党中央，会议讨论并且决定：“陈毅同志去中央后，由朱德同志代理书记，林彪和傅柏翠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傅柏翠同志谈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实际上，陈毅此行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心里并不愿意。他被会议选举担任前委书记也非他所愿。7月9日，陈毅第一次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说：“前委四军七次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并明确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不合适，还是希望另派人来担此重任。(袁德金《毛泽东与陈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陈毅经香港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
中央政治局为听取陈毅报告召开了临时会议。鉴于陈毅反映红四军的经验和存在问题都极为重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作专门的讨论和研究，并要求陈毅尽快完成书面报告送交中央。9月1日，陈毅完成了写给中央的5份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为中央对红四军状况作出准确判断与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经周恩来召集三人委员会讨论研究，形成了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统一意见。遂决定由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文中所引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均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九月来信”明确指示，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坚持，但不必直接指挥军队，可以“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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