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患方经常弃其他处理方式不顾而宁愿采取医闹手段？刘晔认为，重要原因在于其他方式不被患方信任。
他说，就以医疗诉讼中的核心程序―医疗技术鉴定为例。2010年《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国家统一了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但这部法律没有对医疗诉讼中最核心的程序――医疗技术鉴定程序作出规定。关于鉴定机构的选择，目前仍存在双轨制，各个地方的法院都自行其是。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法院优先委托本地医学会，也有部分地区的法院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委托医学会以外的机构。无论是医学会还是医学会以外的司法鉴定机构，都可能面临不被患方或医方信任的结果。比如医学会，表面上是公正的，专家都是抽签产生，似乎没有问题。但医学会事实上与卫生行政系统存在利益关系，很多医学会专家也都是当地医生，跟出事医院关系紧密，委托本地医学会，很难得到患者信任。至于医学会以外的鉴定机构，其鉴定专家多由鉴定机构指定，为了市场生存，会顾及公正，但难保不被操纵。
刘晔认为，医学会的鉴定机构不应由卫生局主管，医学会以外的鉴定机构也不应由司法局主管。如果法院需要这些机构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那么所有这些鉴定机构及鉴定人都应纳入法院鉴定人名册，由法院指导如何鉴定，并对法院负责。法院也应建立鉴定人退出机制，对不公正、不科学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坚决清理。
王云说，她也知道很多患者都认为医学会和医院“就是亲爹和儿子的关系”。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曾披露，在2003年到2005年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纠纷中，354宗申请的医疗事故鉴定最终只有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所占比例只有11.02%。
著名医疗器械打假人陈晓兰说，确实有些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鉴定书上只有医学会的公章，参加鉴定的专家不签字，也不写鉴定意见，法院审判也不出庭接受质询”。
广州军区联勤部原研究员阎惠中肯定了上述现象的存在，认为这使得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
李和也认为，很多患者认为医院跟法院有关系，走法律程序肯定对自己不利，但事实上医疗诉讼医院的败诉率很高。“医院也不相信法院，我们曾有个病人，医院没责任，但法院还是要无过错赔偿，让我们也很寒心”。
受伤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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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连三的伤医凶案，使得林灿（化名）先是生怒，继而动摇。他说：这对医学生打击很大。
林灿是上海某医学院眼科专业的一年级研究生。早些时候，他看医疗剧《无限生机》着迷：剧中有一干超脱的大夫，病人来了说没钱，他们给治，下本用好药；病情告急时，又能凭借洞察力，做到药到病除。
“现在看来，这是美好向往，而非现实的反映。”林灿说，支撑医学生走下去的，是一种类似于股市中的“被套牢”心态――舍不得割肉，便维持现状。
他记得，念本科时，就有师兄灌输：既然在重点医学院，不能只去地段医院做个全科大夫，那么，考研即成为目标。而现在，他可以预料，待到读完研，导师必然又会讲：3年了，学到很多东西，离胜利一步之遥，停止的话非常可惜。
即便辜负了导师的期望，直接进入医院，但等到要从住院医生晋升主治医生的那天，博士文凭仍会是一个硬指标。
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再往后是1至3年的住院轮转，医学生的大好年华便被绞入了旷日持久的求学与临床见习里。
上了高速路，林灿没法怠速或者掉头逆行。他的本科同学――未能被保研的，却都在做妥协，比如曾立志要做骨科医生的，去了辅助科室。
“作为26岁的男生，至今还只是学生，没有收入，不能独立养活自己，没时间陪家里人。”林灿沮丧地说，“选择学医愧对家人，社会对我们又如此不理解。”
2.
林灿说的不理解，是指医疗纠纷。有一回随导师出诊，他在旁做文书录入。有个病患排了很久的队，要做眼疾手术。导师检查后发觉另有问题，暂不适合动刀，建议他先去另外的科室排除隐患。家属认为被“踢皮球”了，就来责难：你不是很牛的教授？你不是世界第一？怎么这样的病就看不了？
导师激动地与其争辩，场面失控了。
“这种对你的攻击是突如其来的。”林灿说，“医生会一愣，觉得不是我的错。”
根据卫生部统计，仅就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了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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