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足迹》2007年第1期，作者：胡小舟，原题：红色延安的跨国婚恋――记苏菲与马海德
马海德在延安时候就想要加人中国籍，周恩来答应等解放后再说。新中国建立以后，马海德真的成为第一个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证书就是一号。他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协助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工作之中。这时，苏菲和马海德也在北京安了家。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后来他协助组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所属的皮肤性病研究所。他会同有关专家首先制定了消灭性病的计划。他还率领医疗队长途跋涉，到过许多地方。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取得了基本消灭性病的震惊世界的成就。其中，就有马海德的功劳。苏菲进入北京城后，也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和话剧演出。1960年起曾导演和参与导演多部电影，如《矿灯》、《春雷》、《孔雀公主》、《拓荒者足迹》。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后，于 1950年参与拍摄了《中华儿女》等影片，当年，又进入了由苏联专家主授的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
入城以后，生活条件好了，马海德总是愿意吃一点西餐，所以中午经常有一盘土豆泥加一两块猪排、牛排，而苏菲总是爱吃蔬菜，如炒绿豆芽等等。为此，苏菲回忆说，“我像牛就是吃草，他呢就是吃肉，我们东半球，西半球。直到以后他才慢慢地同化了，毕竟他是生活在中国。”
1962年，马海德的父亲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有个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人，中文名叫马海德，说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好朋友。他父亲看后，兴奋极了，认准这就是他的儿子。他把报纸上的消息剪下来，让女儿索菲亚马上到银行取了5000美元，又准备了两个箱子，说要到叙利亚去看儿子。女儿说，您可能是疯了吧，怎么可能呢？但老人执意要去。因为那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只好到第三国家去。女儿给老人买了去叙利亚的机票。来到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老人就说要看自己的儿子。因为父子两人特别像，大使夫人见面后，马上肯定地说，没错，他太像马大哥了，简直是一模一样。中国驻叙利亚大使立即通电给中国外交部，外交部长陈毅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通知马海德全家立即办理出国手续。一个星期之内全家护照、签证办好。不久，马海德带着他的中国妻子和儿子来到了叙利亚，见到了阔别30多年的父亲。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人总想从马海德身上找出些问题来。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们的小院还算平静，但不久“文革”的阴影就笼罩了他们的生活。“造反派”抓走了苏菲，还将她关起来。马海德跑到北影厂想去跟那帮“造反派”讲道理。这边“造反派”却乘机抄他们家，40多个人把屋内和院子抄得底朝天。老保姆在院里大喊，“他们是好人，他们不是特务，我在这里多少年了，他们没有做过一点坏事，马大夫是给什么人都看病，最同情穷人了……”“造反派”就将老保姆绑在一把椅子上，但她还喊，他们就用一块破抹布，塞进她的嘴里，不让她喊。等那边北影厂来电话，说马海德要回来了，“造反派”才把抄来的东西装了一卡车匆匆走了。
但就是如此，马海德的信念一点都没有动摇过。马海德对毛泽东十分信赖，苏菲被“造反派”抓起来以后，马海德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他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究竟有多么伟大的意义，但是从医生的角度，他清楚中国有为数不少的麻风病人需要救治。为了在中国消灭麻风病，“文革”结束后，马海德立即开始了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奔走。麻风病在中国曾长期是一种谈虎色变的疾病，一位接受过马海德救治的患者感动得说，“他是25年来第一个同我握手的人。”1986年，中国的麻风病患者已从1949年的50万人减少到7万人，卫生部曾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的光荣称号。1980年开始，马海德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马海德曾经想努力使中国在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但由于他晚年身患癌症，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
马海德晚年因治疗癌症，5年中开了8次刀。每次开刀后只要稍微好一些，他总是又起来工作。一次广东某麻风病院的病人联名写信给他，反映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连菜也吃不上，苏菲在病床旁将信念给他听，马海德当时就哭了。马海德立即让苏菲给广州的叶选平书记写信，请他帮助解决麻风病人的困难。叶选平很快给予回复，并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马海德最后一次为他的病人所做的工作。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病逝。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置在北京，一部分撒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一部分带回美国家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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