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交涉
临城劫车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驻北京外国公使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连续召集各国驻华使节，向中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限期营救外人，对死亡外人从优抚恤等。外国公使团共计在一个月中连续召开了多达10多次联席会议，发出多份外交照会。
这种激烈的外交照会不全是“帝国主义霸权”的体现。在1923年一年中，中国外交部登记的涉外绑架案多达92起，这样严重的治安形势不能不引起所在国的关注。
承受压力的不光是这些忧虑“洋票”的驻华公使，还有位于北京的中国政府。此时，北京政府上演着政争。总统黎元洪和总理张绍曾之间的府院之争激烈。远在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也有竞选总统之心。
公使团除了提出严重抗议外，5月9日更对北京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通牒，“所有现在 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贵国政府当负其责。并决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时为限，须将被掳各人全数救出，如逾时限，每二十四小时，当要求按时增加之巨额赔偿”。 ③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甚至向国务卿休士建议出兵中国。
当时山东督军田中玉对孙美瑶的势力力主剿灭。但北京政府在公使团的压力下主和。5月8日，北京政府议决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分别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所有肇事地点文武官员均行撤任。此举明显是做给公使团看的。
曹锟的势力当时对北京政局产生着重大影响。来自曹锟的电报进一步促成了主和的措施，“准外交部齐电各节，荩筹周密，务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掳旅客，再行进剿。”想圆总统梦的曹锟的想法是，“急欲于举行大总统选举之前，将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对外之体面。”④
孙美瑶劫掠的“洋票”如愿成了他们谋求解围和和平谈判的筹码。临城劫车案发生后，陆续有社会各界赶赴枣庄，参加人质的营救和谈判活动。各界的利益诉求和动机不同，但和平谈判是默认的前提。
5月中旬双方谈判开始。中间经过了一次谈判破裂。6月22日，孙美瑶方和政府达成了协议，围剿官兵撤回原地，孙美瑶军被改编，孙美瑶成了旅长。被掳掠的“洋票”都被释放。但中国人质直到25日才全部释放。
孙美瑶后于当年12月19日被山东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诱杀，死时年仅25岁。
扑朔迷离的幕后主使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报纸多以“匪”来称呼孙美瑶一方。但新兴的政治势力如国民党，对孙美瑶的劫车行动持默认甚至肯定态度。当时，北京政府政局混乱，批评之声迭起。孙美瑶与各种反北京政府势力的瓜葛，已使劫车一事摆脱了单纯劫掠的属性。
临城劫车案发生时任围剿官军营长的万伯龙后来回忆，临城劫车案发生两个月前，他所在团的第二营营长杜吉卿审问了一个叫聂成章的嫌疑犯。聂成章招认孙美瑶已被段系招抚了，听候差遣，自己是受段祺瑞安福系的差遣，去孙美瑶所在的山中送钱。⑤
在这场劫案中，也闪烁着日本人的影子。劫案发生后，山东连续捕获两名日本奸细，经 田中玉亲自审讯得知，这些日本人是受命入抱犊崮，冒充临城劫车案肉票，以便提供日本政客要挟北京政府的口实。⑥本文开头提及的“洋票”鲍威尔回忆，“后来 我听说有一些日本人，买的是从上海到北京的全程火车票，只是当这列蓝钢皮火车到达徐州府的时候，他们却利用夜晚，神秘地跳下火车去。”⑦
在1923年5月10日谈判开始时，孙美瑶一方已经开出了谈判条件，其中包括被改 编为正规军。他们还设想了改编后划出的驻扎区，在这个驻扎区采矿发展交通。“洋票”鲍威尔在《临城劫车被俘记》中质疑，“我听了他们的这些要求，觉得这样 的要求一定是外边的人为他们所设计;因为这不像是一群深山中的土匪所能想出来的主意。”⑧
孙中山否认与之有关
与国民党一方的各种联系，则使得孙美瑶的劫车行动披上了革命色彩。
枣庄人刘子衡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了《临城劫车案如是我闻》。该文认为，孙美瑶军 与枣庄籍同盟会员张聘卿等安清帮帮会人物有密切联系。孙美瑶等通过张聘卿等在上海购买武器，然后沿运河运到枣庄。孙美珠所谓“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总司 令”的头衔，就是张聘卿代表孙中山委任的。张聘卿还亲自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策划。⑨
另外的佐证是，孙美瑶等将人质带到抱犊崮后，有几种情形的人质可以释放，其中一种是“凡是与孙中山先生的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有联系的”。
相呼应的是，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的重要势力，国民党的官方舆论在讨论临城劫车案时，抨击的对象都是当时的直系势力，而对孙美瑶一方的讨论则被有意淡化了。临城劫车案成了孙中山反对北京政府和直系势力等政敌的一个重要契机。
没有史料表明孙中山与孙美瑶的直接联系。但孙中山和国民党在谈到临城劫车案时，关于对孙美瑶的评论都被对北京政府的抨击所替代。
1923年5月15日，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在与记者谈论临城劫车案时，称临城劫车案的祸魁是吴佩孚。
5月24日，中国国民党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希望各国立即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希望各友邦对于北京政府之承认，立予撤销，并予中国人民以另行建设一全国公认之政府之机会。”⑩
1923年6月29日，孙中山发表《大元帅对外宣言》，谈到临城劫车案的时候，矛头所指的是北洋政府，并非孙美瑶一方，“试观临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民，颟顸偾事(指糊涂败事)为何如耶?”
抱犊崮的山脚下所立的代表山东枣庄本地官方口径的《山东建国自治军碑记》碑文，则断然认定孙美瑶与孙中山一方的联系，“为保存实力，迎接北伐，仿尺蠖之曲，美瑶招安委新编旅长。”
“虽然他们都试图利用这个事件，但孙中山和日本政府都没有卷入临城劫车案中。”英国土匪问题研究学者、日本桃山学院大学教授贝思飞告诉南都记者。
国民党在临城劫车案中的态度也迎合了当时的舆论。1923年5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称，“‘北庭所属的兵就是匪，北庭和甚么巡阅使督军等就是匪首，’这种觉察，从今以后，在各友邦底脑府中，越发鲜明，并且已经直呼出来了。”
“反帝”情绪下的言说
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临城劫车案的讨论，则停留在抨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意识形态框架内。
陈独秀在《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中提到：“即此这件小事，便可以将帝国主义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阴谋与骄横完全暴露出来;同时也可以将中国军阀、资产阶级(政党及上海商会)、知识阶级(新闻界)之懦弱与媚外的心理完全暴露出来。”
瞿秋白在文章《文明的列强·野蛮的中国》说：“不攻击列强的野蛮，真是怪事”，“好像说‘我们请你们文明的外国人来做中国政府吧。’”
那时，反帝的情绪全国弥漫，已经掩盖了临城劫车案劫掠的属性。对外国人不满的激愤情绪也体现在鲁迅那里。在杂文《灯下漫笔》中，鲁迅写道，“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
这些带有激愤情绪的抨击有其现实根源。与“洋票”命运迥异的“本票”被疏忽的命 运，很容易让人将北京政府的作为与“媚外”勾连。1923年第20卷第11号《东方杂志》提到，“而六月二十四日新掳华票十五名始得偕吴长植一同出险，至 所剩旧票四十余名，已被留山中自三年以至一年，此刻更无人顾问了。”
1926年12月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则对临城劫车案进行了直接的定 性：“然而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绝不因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镇压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 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因此各地的仇杀教士案、饥民骚动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统年间饥民焚烧湘省巡抚衙 门，如临城劫车案，都是这些人干的)，时有发生。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的，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决不能成其大事。”
孙美瑶一方在这次定性中成为“革命的团体”，这已为他及山东建国自治军后来的政治翻身奠定了基调。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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