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河露天市场的一位个体户。
贵阳附近小镇上的小商贩。
伦敦市内一辆加勒比海移民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
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个体户老王决心“向中央讨个公道”。
他先查询114,然后花费整个上午,相继打了十几个中央政府部门的电话。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说自己姓王,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
“现在的社会是个啥子情况,我都搞不懂了。每个部门都有权力加一些条件,让老百姓办不成事。你们不厚道,老百姓咋个厚道!”他的语速很快,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这句话在那天上午说了很多遍,每一次他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像样的回答。
现实中,只有一个人主动留下了老王的联系方式,还跟他说了好几句“对不起”。这个人叫张道阳,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副处长。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这位年轻官员发去采访邮件,很快得到回复。
他这样写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底层农民要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并通过个体经营最终融入城市。但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几千万个体户的声音和利益却往往被忽视。”
他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因为在当今中国,“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事关社会公正,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
参加工作9年来,张道阳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来电者往往说着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一些个体户执拗地相信,“上达天听”总会得一个公道;另一些人则选择把打通的电话当成愤怒的宣泄口,不由分说地骂出“王八蛋、官僚主义”这样的字眼。
面对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质疑、委屈以及期望,张道阳并不忌讳用“麻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就像是法医看惯了死人一样”。
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个电话。
和大多数个体户一样,老王来自农村。10年前,他放下锄头,带着一点“成为城里人”的小梦想来到成都。进城的第一个月,便因为“个子比较小”, “又没得技术”,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资。后来,他当上了个体户,干过广告灯箱生意,如今做手机维修。他的摊子过去曾有营业执照,但几年前因没有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
2008年,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为消除无照经营,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
去年,“辅导证”到期,老王想再办个正经的工商营业执照,却遭遇踢皮球的尴尬――当地工商所以房子没有产权证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开具的场所合法使用证明;而街道则称“我们只是个民间组织,没资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还合法的老王就这样成了“非法”,这事儿让他想起过去还收管理费的时候,“追着我们办执照,不去办就处罚,这种事情多噻!”没有营业执照,罚款是逃不掉的,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执法者说他是“危害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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