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黑打”报告出炉前后 邮寄给中央十余位领导

　　报告如何上达国家最高层

　　2011年9月，断断续续经过4个来月的艰苦努力，重庆打黑报告终于完成。童之伟精心制作了三个版本的报告，分为摘要版，只有一页纸；简明版，3000来字；以及完整版，全文5万多字。他将这三种报告同时寄送给中央最高层十余位领导。童之伟对本刊记者强调，他是通过正常的邮寄途径寄给中央领导的，并没有找任何特殊关系呈送。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我是完全替领导着想的。如果他们有兴趣，一页纸两分钟就可以看完了，法学家对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看他们也会有基本的印象。如果他们再有兴趣，还可以看简明版。如果特别有兴趣，也可以看完整版。总之，随便他们取舍。”

　　童之伟表示，报告寄出去以后，他知道中央领导收到了。过去，他也给中央领导通过这种方式提过意见，并且很快便有了反应。“我们这些人是文人，尽我们力所能及在做事，只管说出自己的认识。我觉得有参考价值意见有时会提供给中央领导，寄给他们之后，结果如何我就不管了。我又不是跟他们做生意，不需要对价，也不问他们要课题费，完全是在尽国民或党员义务。”

　　至于在报告寄出去以后，中央有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童之伟表示，他并不指望中央会答复，并且迄今为止，官方和学校里没有任何人找过他，既无人表示鼓励，也无人给他施加压力。但童之伟强调，中央对他的意见应该还是会参考的，因为他所谈的问题跟自己个人的利益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中央领导没有理由不看一看，“关键我是超脱的，出以公心，再加上我作为宪法学者在学术界还多少有一点点影响”。

　　至于为什么在2012年春节之后，报告才在网络上流传，会不会与那时王立军事件已经爆发有关系呢？童之伟强调，他并没有把报告当作机密，并非等到事发了才拿出来。在报告寄给中央领导一个月后，2011年10月22日，童之伟将报告的完整版提交给了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下册。“我并不是怕重庆方面知道，当时参会代表就有好几个是重庆来的，重庆收集信息的人员也很多。此外，这份报告我寄给了十多位中央领导，当时薄熙来正如日中天，知情者很多，有些人估计他今后可能上位，在报告流传过程中被转发到重庆当权者也是极有可能的。”

　　2011年秋天，他就把报告作为论文投给了《炎黄春秋》和《领导者》两家刊物。在2012年春节去日本讲学之前，他还谋求有关刊物发表，只是由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未能如愿。

　　春节之后不久，王立军事件爆发，刚从日本回来的童之伟尚未找到发表其报告的地方。他觉得不能这么老是耗着了，于是就放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共识网”发表了。此后，网络上的转载和引起的强烈反响超过了他的想象。全球许多大媒体及国内媒体都相继采访过他，报道了该报告的要点。

　　当本刊记者问道，“重庆事件”的最终发生与他的报告有无直接联系时，童之伟说道，他个人并不觉得报告本身有多大的作用，因为整个法学界普遍都对重庆黑打（某种意义上讲也包括唱红）很反感，并且也以不同的形式做出了反应或加以抵制。“很多学者、律师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强烈批评、抵制了重庆唱红和黑打，我的报告只是这波洪流中的一滴水。从理论上讲，也不能说我这份报告一点作用都没有，但也不宜夸大它的作用。我的报告对重庆的一些倒行逆施做法批评得比较全面，有一定高度，这点似乎可以肯定。在此之前，全面地从法理的角度来批评重庆唱红和黑打的文章，实事求是地讲，确实比较少见。”

　　童之伟说道，当时重庆的很多做法都违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我没有使用‘路线’这个词，但我认为重庆在某些方面事实上走的是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路线。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我也提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清算左的路线的决议。尽管我们一般不使用‘左’这个词，但重庆的很多做法确实是‘左’的。在整个报告里，我明显倾向于批评‘极左’，这也是事实。”

　　童之伟对重庆“黑打”研究发现

　　1、重庆打黑最大的问题是包装黑社会，即，没有黑社会也要创造黑社会来打。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包装黑社会是为了搞“株连”，而“株连”的目的又是为了把相关公司吃掉，没收其全部财产。

　　 2、重庆黑打剥夺的对象，都是闷声赚大钱的非上市私企大老板。薄熙来、王立军这样做的原因看来有两个： （1）、主要经营房地产的非上市私企大老板，事实上比名声在外的上市私企老板更富有； （2）、上市私企的利益与股民利益事实上被股市绑在一起，薄王还没有找到对他们下手而又能避免股民连锁反应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