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
1966年3月,田家英列席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本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挥挥手说:“我都知道了,我问你,彭真同志批发我的同陈伯达、艾思奇五同志的谈话是不是你整理的?”田说是的,毛冷笑道:“整理得很好,就是漏掉了关键一句。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即所谓中南海“秘密录音”事件）你知道吗?”田回答不知,毛沉下脸说:“我料定你会这么回答,好了,你回北京去吧,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从此田家英坐了“冷板凳”。
《五一六通知》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3人的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主席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据传是“敛藏文物”）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罗、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戚本禹（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1966年5月22日,星期天,上午。安子文在中组部对应召前来的王力和戚本禹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经毛主席同意,由戚本禹同志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整理交接不要出差错。
下午3时左右。三人小组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当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曾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但由于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她似乎对突然造访有些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倒了茶水招待。
约半个小时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到3个人,他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戚本禹曾回忆,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当时流露出的表情是无奈和委屈”。
戚本禹当时在田家英的家里与汪东兴通了话,告知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遂派中办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还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工作。
王妙琼是在下午4点钟左右到永福堂的。安子文、王力先离开了,戚本禹随后去了汪东兴的办公室。五六点钟,戚本禹接到王妙琼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戚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他,《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董边回忆,来人都走后,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关的文稿。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曾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并让董边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田家英还打开了一个从未打开过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做毛泽东秘书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但他都没有丢掉而是收了起来。因为田家英酷爱毛泽东的书法,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保存在这只盒子里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以往,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犹豫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在难熬的夜晚,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
在戚本禹回忆中,这天深夜11时许,田家英给戚本禹打来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戚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田说,不,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戚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你那里。
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田家英的秘书,戚本禹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戚本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我?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田家英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这层关系。戚本禹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是田家英的部下。但几天前戚本禹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说戚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此次深夜田家英打问消息时,戚也不敢说什么话。不过,戚本禹分析,“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
但据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和当时的秘书逄先知后来说,他们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而是戚主动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去秘书室签字,田很生气,挂断了电话。中办机要员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这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最后遗言“士可杀而不可辱”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虽说她也是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自己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此时此刻,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这使他内心分外痛苦。
董边当时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因为他遭受的挫折不止一次了;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见上班时间到了。便匆匆走了。戚本禹后来对这个疏忽检讨了自己。“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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