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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死亡谜团:中南海内响起枪声?

www.sinoca.com 2012-04-18  羊城晚报



  “篡改主席指示”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他3岁丧父,12岁丧母,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刻苦学习,很早就向报刊投稿,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田家英”成了他的笔名。他在报纸上曾与一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令川中人刮目相看,被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1937年,田家英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安排下奔赴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注意,是他在1942年1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谈的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抨击阉党、针砭时弊的斗争精神。毛泽东从这篇文风老辣的文章中,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就向人了解田家英的情况。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自此,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政治秘书18年之久。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倚重。他的存折、稿费、印章等都交给田家英管理。在处理群众来信时,重要信件送毛泽东批阅,并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重抄一遍再寄出去,使许多珍贵资料得以保存。

  毛泽东写完诗词后,有时觉得写得不好就会随手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田家英总是把这些“废纸”捡起来,时间一长就积累了不少。1963年,在为毛主席编辑《毛泽东诗词》一书时,田家英拿出从字纸篓里捡回的一首诗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到这件十几年前的旧作,哈哈大笑:“呵,我还写过这么一首诗!现在看写得还可以,收进去吧。”这首诗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田家英对于古诗词的鉴赏力让毛泽东视为知音,他们常常切磋;有时毛泽东忘记某个作者或某句话的出处,也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找。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亲笔书信多达25封。

  熟悉毛泽东著作的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并担任1―4卷987条注释的主编。从选定文章到撰写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他都不分巨细,一丝不苟。这样,四卷雄文终于在1960年9月全部出齐。1964年,田家英建议出版适合农村干部、一般干部和解放军战士阅读的普及本,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由田家英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3种版本。田家英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家英更多的是起草电文和讲话稿,从上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的大小文稿,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曾有毛泽东“笔魂”之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没有采用。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个讲话稿,“写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了出来。开会那天,毛泽东总共才有两千来字的开幕词,竟被34次热烈掌声打断。其中的华彩段落成为警句:“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很坦诚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一个典范。他因在文史和理论方面的极深造诣,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委、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要职。

  毛泽东十分关心田家英的读书学习,曾经叮嘱他“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毛泽东佩服这位英年早逝的西汉大儒,说贾谊“年少峥嵘屈贾才”,也希望自己年轻的秘书能够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做一个有骨气、有创见的人。田家英牢记主席的教诲,曾作一首诗曰:“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然而书生的道德观念,使他选择了一种充满危险的行为方式――犯颜直谏,从不迷信盲从。由此也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发现干部谎报“亩产3万斤”,他顶住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为此还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发生冲突,后经毛泽东的说和才缓和了矛盾。田家英曾说:“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同情彭德怀,曾给张闻天打电话,婉转地透露了“上面”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不同看法,劝张闻天发言时要注意,“有些问题就别讲了”。田家英并对人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事惹怒毛泽东,曾被立案审查。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说他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包产到户。这是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从此很少再起草文件。

  田家英的书生气和正直秉性,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吴晗写了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贤臣,他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田家英对这样的批判不以为然,而毛泽东却很赞赏。田家英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主席,希望您能多听一些不同意见,亲贤臣,远小人……”毛泽东笑容顿敛:“噢,这么说我已经听不得反对意见了?”田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醒主席。”毛泽东道:“听你口气,贤臣起码算你一个,还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吴晗算不算?”田家英听了,低头不语,独自吞下“主公”盛怒带给他的苦果。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五“秀才”开会,讨论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问题。其间毛泽东谈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两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当即给江青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但当关锋将整理好的纪要交给田家英再次修整时,田认为这段话与讨论的议题关系不大,就删去了。关锋将此事向江青告了密。江青骂田家英“老右倾”,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指示!”她和陈伯达还专门呈交毛泽东一份报告,要求处理田家英。

  风暴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已是雷声滚滚。田家英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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