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天，《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到北大中文系，向芦荻等人约写一篇关于《水浒传》的评论文章，还定下调子说，《水浒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时芦荻他们对这种观点不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很高，称它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史诗”，如今怎么变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她忍不住问这句话是谁说的，当时那人支吾不肯说……
“因此，当那天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芦荻回忆说。毛泽东点头：“那两句话，是我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毛泽东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指1973年12月21日他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特别提倡读《红楼梦》，同时说道：“《水浒传》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凌晨“侍读”的芦荻，请毛主席再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芦荻边听边赶忙记录，觉得毛主席的见解颇为深刻。机要秘书张玉凤让芦荻把毛主席对《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芦荻立即在书房里整理这个记录。而后又把记录念给主席听，毛泽东表示“可以”。芦荻又认真誊抄了一遍。于是有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水浒》批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就《水浒》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指出了作品的主要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与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做好《水浒》出版工作联系起来看，主要目的是解决《水浒》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人们阅读这部小说。这是毛泽东凌晨谈《水浒》的初衷。
姚文元借题发挥居心叵测
张玉凤按照通常做法，第二天把这份谈话记录打印稿发给了宣传口。当时主管宣传口工作的是姚文元。这样，毛泽东的“《水浒》批示”就最先到了姚文元手里。
从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教、卫生等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7月份对文艺工作的调整启动以来，“四人帮”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宣扬“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受到邓小平的坚决抵制和毛泽东的批评，迫使江青等不得不作检讨。为此“四人帮”怀恨在心，总想反守为攻，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毛泽东的“《水浒》批示”，令姚文元如获至宝，喜出望外。
8月14日当天，收到“批示”后仅3小时，“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一份报告便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在报告中说：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为此，姚文元提出3点建议：
一、将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的印刷和评论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传》，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定个计划。以上当否，请批示。
秘书给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姚文元的建议也正合了他始终倡导的文化批判，决定将评《水浒》作为当时正在开展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组成部分，当即批示“同意”。于是，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和姚信一起，先发给了政治局江青等7人，随后即在政治局其他委员内分发。8月18日，姚文元又给毛泽东送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说“拟同意他们这样办”。毛又批示“同意”。
当日深夜，姚文元就打电话告诉了“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要他做好准备;同时姚文元又召见出版局负责人，命令赶印出书。
第二天(8月15日)，姚文元把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记录稿，连同他炮制的所谓“贯彻”毛主席批示的信放在一起送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其在上海市委、北京市委内的亲信，要他们立即组织人马，加紧炮制黑文。
经过姚文元及其亲信的精心策划，一场紧锣密鼓的批判《水浒》运动拉开了序幕。
8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8月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8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8月3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篇幅，转载了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以及署名“竺方明”的、实际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御用班子撰写的长篇文章《评〈水浒〉》。他们对姚文元的那封黑信大段引述，同毛泽东的批示摆在一起，鱼目混珠，混淆视听。
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短评中，别有用心地引用毛主席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话，以暗示评论《水浒》的“政治性质”。在“竺方明”的文章中说：“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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