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快速流失
医生纷纷改行的根源，还是由于其劳动及所承担的风险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接连发生的医患冲突，更给中国的医护人员和医学生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医生的执业环境正在日趋恶化，已成为不少医界人士的共同感受。
在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在离哈尔滨千里之外的上海，一个三级医院院长谈到哈尔滨事件，他说：“我现在做急诊都很害怕，怕病人拿刀捅我。”他一位学生的父亲在旁落泪：“没想到儿子从事这么危险的职业。”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告诉财新记者，现在医院里年轻医生的流失非常严重，很多医生都去当医药代表，卖医药器械去了。
大量医生索性转行，放弃从事这一行业。一位曾在协和医院急诊科工作过三年的医生告诉财新记者，三年中180人的急诊科，就有近20人离职，离职者大多不再从事医疗行业。
由于待遇等多方面因素，大医院的医生数量尚可维持。虽然医生离职转行已很常见，但还有大量较低层级的医院医生转入大医院行医。目前中国医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李博指出，中小医院医生短缺的现象尤为严重。
如是一来，中小医院医生流失，诊疗水平下降――诊疗水平下降，民众更加不信任小医院，转往大医院――大医院病人多，效益好，待遇好――中小医院医生继续流失。而在这样的循环中，大医院的医患比持续走高，当医生面对如此之多患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同患者做细致的沟通。
在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看来，医生纷纷改行的根源，还是由于其劳动及所承担的风险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他举例说，现在做整形美容的医生，基本上都在民营医院。这些医院收费很高，对医生的补偿非常丰厚。虽然做整形这个行当也有纠纷，但高收入给了医生补偿，医生就愿意干下去。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医学专业后继无人。中国医师协会在2011年进行了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希望自己子女从医的医师仅6.83%，而不希望的达到78.01%。而在2002年的首次调查中，两项比例分别为10.89%和53.96%。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说，以后医学世家会越来越少。
中国内地主要大学医学院录取分数，持续在低位徘徊。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班在北京的平均录取分比北大校本部低15分左右。而近五年来上海交大医学院在上海的录取分数线更是比校本部低25分至60分（上海卷满分630分）。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情况则更为典型，2006年复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在上海的平均录取分数比复旦大学全校平均分数高4分；而到了2010年，临床医学在沪平均录取分数却比全校平均分低了6分。足见医学生质量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李惠娟说，现在好大夫都担忧，自己将来生病会落在二流的人手里。
北大、复旦等医学院校尚且如此，一般的医学院校招生则更困难。厦门大学于1996年创建医学院，由于建院较晚起点相对较低，医学院在厦大一直是较冷的专业。2011年厦大曾将医学生学费从每年6760元调降到5460元，而2012年则宣布医学生全面免费，目的即是吸引优秀生源报考。
许多医学院学生在实习时都经历过医患冲突，甚至还有被打骂的经历，这些都给医学生的职业选择带来阴影。还有医学生告诉财新记者，现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也常向学生讲医患矛盾的尖锐。此次哈医大一院医生被刺事件后，医学生群体的失望和愤懑更被推到极致。
临床专业的医学生放弃从医，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北京华信医院急诊科医师栾禹博从医四年，32位同班同学现在仍在从医的仅有21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李博告诉财新记者，他的大学同学已有一半多没有继续做医生了。
恶性循环
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并非简单的医疗资源不足，而是没有有序配置
为了缓解“看病贵、看病难”，中国政府启动新医改已近三年。2012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长陈竺透露，三年来，全国财政对医改新增投入已超1.1万多亿元人民币，未来还将不断加大投入。为何医改不断深化，投入不断增多，但医患冲突愈演愈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认为，即便如此，现在医疗投入仍严重不足。医改强调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但是公益性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医院只是公益性的载体。政府作为公益性的主体投入不足，就把矛盾下放到了医院。中国的公共医疗投入占财政的比例才百分之四点几，这个比例太低了。
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还是优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根在政府的政策错位。由于政府对医疗投入严重不足，公立医院不得不自行创收维持，许多医疗机构的补偿渠道基本上靠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来支撑，迫使医生增加出诊量，而“医生本身已经很忙了，他们没有可能对病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足够的关怀”。
更多专家认为，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学者朱恒鹏认为，所谓的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并非简单的医疗资源不足，而是没有有序配置。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认为，目前的医改政策并没有触及到根本，连“头疼医头，脚痛医脚”都还达不到。真正的根本问题，除了投入不足，更重要的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支付体系扭曲。
在她看来，扩大医疗服务供给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吸引更多的医生从医，但“现在的挂号费一般5元，严重扭曲的价格机制下，要想激发医生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
盘仲莹还指出，所谓“看病贵”，现在中国平均60%的费用是病人自己掏，所以社会矛盾就要转到大夫来背。尤其对于支付能力不足的患者，国家没有建立紧急医疗救助，“很多时候医院就只有放弃不救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者锁凌燕也认为，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医疗保险不充足，患者自己承担的比例很高。而且现在医疗责任的举证倒置，使得预防医疗过度，也可能造成医患矛盾增加。
在盘仲莹看来，现有医疗卫生体制的问题就是“该控制的地方不控制，该放开的地方不放开”，医患冲突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而是医疗体制和医生患者之间的矛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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