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此后不久，江青受毛泽东委托，执行一次使她颇为高兴的任务——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宋庆龄是1949年8月28日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的，迎接时是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随同去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当宋庆龄要从北京回上海之际，由毛泽东委派江青前去送行。显然，江青是很恰当的人选，即是毛泽东的夫人，加之对方也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兴高采烈前去送行。江青的高兴不是在于送行本身，而在于“代表毛泽东”执行此次公务，这大概是江青第一次在社交场合公开露面。
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在菊香书屋闲居，终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
组织上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兴趣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副职，她不必天天去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挂一个虚衔，但她毕竟有了一个党内的正式职务。
毛泽东于3月中旬到达南京，会见了江苏、安徽两省的领导干部。他的谈话和他的个性一样，喜欢幽默、调侃，但是，在轻松的气氛中，人们却实实在在地掂出沉重的分量。
他的开场白就幽默上了：“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上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地方来了。”
毛泽东所要答复的问题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整风运动”。在他答复的若干问题里，文艺问题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切入的话题是“鬼戏”。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这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点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都没有看 过，我就看得很少，很想看一下《狸猫换太子》。为人在世嘛，当然不可不看哦!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后面两个 字眼，用湖南口音加重了些口气。
“搞那么一点是要得的。大家见见世面嘛。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讲话有他独特的艺术，他喜欢举一反三。“妖魔鬼怪和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还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种种都是神话。没有人反对吧?当 然没有!所以说哇，出几本书，几篇小说，写几首诗，演些《狸猫换太子》，心里就着那么子急?让社会评论嘛。逐步使他们的作品加以改变。”毛泽东会准确地用 字眼，极其敏感地把握细微的差别。这里他不是说“改正”，而是“改变”。
“大家记住，行政命令禁止是行不通的……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让大家批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丧失的。要逐步改造。我们过去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不是又慢慢出来了吗?可见我们那个禁止不灵光。”
毛泽东这句话好像是针对《狸猫换太子》说的，但是细细琢磨，这句话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过去禁止了七年。”这就追溯到了1950年所禁止的香港拍摄的影片《清宫秘史》在中国大陆放映，正好江青那时在文化部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无巧不成书，与1950年同年拍摄的一部电影《武训传》也上映了，而且场场满座，各地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做了许多的评价，这就引起了党中 央和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因为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了《武训传》电影，拍摄电影 的有关人员和评论影片的人均受到严厉批评，或是进行自我批评。
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也及时地表了态：“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丁玲 通过电话，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 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 人。”
此后，中央领导人一直关注此事的动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毛泽东都认真过目，甚至重要文章他还亲笔修改。不过那时毛泽东比较宽容，对当时负责文化工作的周扬说：“检讨了就好，大家要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也专门约有关人员谈话。他一扯开那浓郁的川腔，重大问题也变得轻松起来了：“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 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5月23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 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我——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 决定。” 影片是上海拍摄的，结果在上海只开过两次电影界约一百人的会，基本上没有搞运动。《武训传》的批判能比较平稳进行，这和当时人们思想作风和政治空气有关，也同周恩来对这一事件表示的宽广胸怀和负责态度有关。
1952年3月，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一次万人大会作报告时，他提到了《武训传》问题。他说：“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时，当孙瑜向我提出想拍 《武训传》时，他只提了武训这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而没有予以制止。后来看了影片，是和少奇同志一起看的，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我负有责任。孙瑜和赵丹都 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困难时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这只是思想意识问题，千万不要追究个人政治责任。”
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在电影界和知识分子中间，影响还是很大的。1950年和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到了1952年骤减到两部。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
所以，很长时间，《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像两块不散的乌云，在戏剧、电影界的上方徘徊。一直到1956年，中国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 议”，提出了丰富上演剧目，提高演出质量的号召，一些古典戏、神话戏和现代戏才从沉寂中苏醒，重新又活跃起来，并且编排公演。后来被打为毒草、黑戏、牛鬼 蛇神、才子佳人的《探阴山》、《四郎探母》、《奇怨报》、《活捉王魁》等，就是这次会议后排演的剧目，随后又演出了《李慧娘》、《二进宫》等受群众欢迎的 传统剧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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