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是在广州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期间看到信和批示的。她看后问我:“邓小平的信是汪东兴送给主席的吧?”我回答:“可能是吧。”她说:“什么可能,肯定是老汪送的。”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谭震林“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好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呈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请示毛泽东,并征得他的同意。至此,邓小平复出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住进花园村一栋楼里,汪东兴第一个前去看望他,问他生活还需要什么,尽管说。回到中南海后,汪东兴将邓小平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3月29日下午3时,毛泽东接见邓小平,要他“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并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等待。”这次见面,是两人分开六年后第一次会面。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推荐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批准了这个报告。在他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中央为了改善邓小平的住房条件,开始给他选址建房,选来选去,最后选定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为了使邓小平及其家人住得舒适些,汪东兴没有少费心力。他告诉负责施工的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邓小平孩子多,房屋空间要大一点,高一点,门窗大一点,通风采光好一点,房间多一点。考虑到邓小平夫妇个子都不高,汪东兴特意嘱咐:抽水马桶、洗脸盆、窗台等都要矮一点,写字台、饭桌、椅子、沙发、床等家具都不要太高,以他们使用方便为标准。他还要求院子大一点,使邓小平有一个散步锻炼身体的地方,并要求在院内栽几颗四季常青的松柏树。
1977年,邓小平及夫人卓琳搬进这个院子,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了20年,一直都比较满意。当年栽种的两颗松树后来长得枝繁叶茂,互相交错,难分彼此。他的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邓小平和卓琳相依为命、相依为伴。因为两人同属龙,儿女们便为这两棵树起名为“双龙树。”
避难东交民巷
1976年4月5日,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姚文元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告”,说这是一起“反革命政变事件”,“公开打出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汇报,做出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建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邓小平再次落难。当天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诬陷邓小平曾经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而汪东兴当面核实,邓不过是去北京饭店理发。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邓小平是否曾坐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指挥,应该向邓小平问一下,以便核实。江青说:“叫汪东兴去问吧。”
汪东兴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因为文革初期,有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组织“群众”揪斗彭真。汪东兴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大会堂出来,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当他说到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人,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换个地方,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一书中提到了这次转移。
汪东兴立即把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让他负责父亲的转移。下午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将父亲接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办警卫局又派人将母亲接了过去。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父亲,问他是否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父亲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然后返回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江青等人问汪东兴:“你和邓小平谈得如何?”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吧!”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撤销父亲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8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邓小平、卓琳转移到东交民巷以后,一开始夫妻俩得自己打扫卫生,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参谋滕和松帮他们买一些粮和菜。几天后,滕和松请示汪东兴同意,把原来在邓小平家做过饭的李师傅请了去,邓小平夫妇的生活负担才轻松了许多。
为了保护好邓小平,汪东兴调去了数名警卫战士站岗放哨。卓琳因患眼病住进了301医院,一天,给卓琳看病的唐医生悄悄地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已发通知了。”卓琳顿时紧张起来,立即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纸条:“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在她眼里,汪东兴掌控下的东交民巷是最安全的地方。
50天后,卓琳的眼病基本好转。她匆匆出院,回到东交民巷,见邓小平一切照旧,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976年6月12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请求与家人团聚。汪东兴看后,很快报告了毛泽东。6月30日,邓小平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这才结束了在东交民巷避难的日子。
(作者系八三四一部队退休干部,文革期间曾任江青机要秘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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