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
“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一百五十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东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叶群。叶群邀她到毛家湾走走，她答应了。
三天之后，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寓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你替我拨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于是，江青说起了郑君里，说起了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叶群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
于是，十月八日深夜，一伙不速之客，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里家中……
据黄晨回忆，在抄家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进出，对我们搜身，叫我们把所有的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把君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槁、资料搜刮一空，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一九三三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苟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苟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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