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口述:江青每天看电影 看到裸体拥抱就急了

　　被诬为“坐探”，惊动党政军高层

　　1968年1月9日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的这一天，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一年后，我成了阶下囚。被隔离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始，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

　　当时我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好。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原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说我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我后来知道，就在24日深夜，他们对我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在监狱孤寂无奈，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

　　此前我从来没听说过秦城监狱，“文革”后才知道那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监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答应，知道吗?”我说知道。这个代号大概因为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人”吧。

　　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七八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待在这里面，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志……”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志”也没有了。

　　秦城监狱里一般是哨兵来回走动，一个人看好几个监房。我这七八年搬过几次住处，但都是在楼头的一间房，始终每天都有4个哨兵换岗日夜看守。每天吃窝窝头、稀饭、咸菜，有时吃馒头，菜是大锅煮的白菜、萝卜，米饭很少吃到。过春节能吃到几个饺子，有时还发点水果。印象中我没挨过饿，也没受过皮肉之苦(只被罚站过一上午)，但精神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开始书、报都不给看，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林彪送的《毛选》合订本，都被没收了，每天只能呆呆坐着。

　　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后来就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给我每天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本《红旗》杂志;还把没收的《毛选》退给了我。我就把这些报纸留着，堆了一大摞，翻来覆去地看。人是社会动物。单身牢房，孤寂无奈，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可以与人对话。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多，总共提审了不过两三次，也没审问出什么紧要问题。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我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对我连念了两遍。我特别高兴，也不管到遥远而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改是什么滋味，反正我可以跨出牢笼了。我被关起来这件事，谁都不知道。1975年底我从湖南回北京红旗杂志社取东西，在街上和一位原来的同事况浩林同志邂逅，她惊异地说：“你还活着啊!”我们紧握双手，潸然泪下。

　　到农场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这七八年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妻儿和我在农场安了家。

　　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人了，对我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二人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关锋朋友)。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这完全是妄加的罪，我想不通。专案组见我不肯签字，又把江青抬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而且对你的处罚也不重嘛!”我已经被关押了七年多，还要“留党察看一年”，还说不重?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终于给我“彻底平反”，并将我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