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分类最头疼，随时随刻待命
我做江青秘书，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等，我从来没为她起草过讲话稿——这方面她不需要。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字数有十几二十万字。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者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我罪过也很大。所以文件分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费脑筋的事情。
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每天上午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并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写上每天的日期、星期几以及这一天的安排。
我一般一天取两次江青批示过的文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时候江青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他就按铃叫我马上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江青在钓鱼台都是独自住一栋楼，十一号楼大小有几十个房间，除了她的工作人员外，没有别的人(她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有时来住几天);这点，江青是和住在钓鱼台的其他领导人不同的。
我每天的工作大体就是这样，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觉了，我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也没有休息日。如果她按铃叫你，你不在，就等着挨批吧。
江青每天看电影 吃饭不算奢华
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1967年正是“文革”关键阶段，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抠得紧紧的。这一年当秘书我没坐过她的专机或专列。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每天午饭时，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
有个谣传，说江青爱看黄色电影。我没见过。我在时，有一次看个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始就是男女两个裸体拥抱在一起，江青一下就急了，大吼：“怎么让我看这种片子!”站起来就走了。不过这件事后来也没有追究。江青看电影时，她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志愿军某师政委的女儿由老工人养大了，而工人的儿子却在战场上牺牲了。江青说：“这个政委到这时候，就不应该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内行人不爱看，外行人看不懂。
“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江青对梅兰芳不欣赏，她很欣赏程砚秋，程砚秋1957年曾在苏联莫斯科看过当时在那里养病的江青，江青很赞扬他的演技。程砚秋跟人说：“江青是他的知音!”
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在如何吃上，确有点难侍候。1961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江青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经常带着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江青的口味——程师傅因而得了一个当时他还不了解其含义雅号：“遥控”。
江青把“旗手”改为“战士”
大概是1967年4月，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作者是当时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她在约6000字的文章中，热情赞扬江青，一共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
就我当时的认识，我是完全赞成杜近芳同志这篇文章的，只是觉得有的地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我向江青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是不是不称你为“旗手”好些?“旗手”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吩咐我：“你去告诉关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样文章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
文章在《红旗》发表时，将“旗手”改成“战士”，作者看到后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等询问：“《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本禹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送错一封信结束秘书生涯
1967年底或1968年初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 “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这个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但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我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当时我确实借来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上面讲，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甚至餐厅，都安装着叫护士或服务员的电铃，江青是一个人住在钓鱼台十一号楼的，整栋楼几十个房间住的都是她的工作人员，包括厨师、警卫员、护士和秘书等，这和其他领导人是不同的……
虽然受到严厉斥责，但我心中无鬼，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和我一起给江青做秘书的杨银禄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回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来了三个多月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
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看过，你是我挑来的。”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再没来过，直到“文革”后他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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