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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领袖蒯大富:领导变化会影响到我们命运(图)

www.sinoca.com 2012-03-23  人民网


  [导读]蒯大富: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

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资料图)

  编者按: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的命运的关切,我们采访了蒯大富。

  64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交谈的时候,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陷入思索。过去4年,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他自己将这种奇怪的恢复归结于180副中药的功效。

  罗晓波却认为她的丈夫正每况愈下。这个小蒯大富17岁、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语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现在来,他还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来,就困难了……越来越糊涂。”

  疾病缠身的蒯大富,目前正在为自己操持也许是此生最后一件大事:补办社会保险。但此事并不顺利,奔忙了半年多,一直没有拿下来。

  “他们和我谈条文,说我不是调进深圳的,是迁进来的;交养老保险的时间又不够15年。按条文肯定是不行的,”蒯大富说,“但怎么发生这些事情的?这是特殊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我是蒯大富,这是核心问题。”

  为补办社保他走了不少关系,不免有些心烦意乱。有一次去见社保局某位领导,领导在12楼办公,发现这一层电梯的按钮是被取消的,没法停靠,他就下到10楼,再步行上楼,结果那一层楼道门口也上了锁。座机、手机均无人接听。在此之前,社保局发生过官员被人锤砍事件。蒯大富受到“此路不通”的刺激,即给那位领导发去短信,“百姓与您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出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是不管怎么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走过来了,自己谋生吧,也还可以,”蒯大富说,“有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我说这种事不能干的,不能让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世事无常。30年前,命运之手将蒯大富从人生最高处推落,此后多年,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现在的蒯大富,也许还没有完成这种艰难的回归。

  这个掉入尘埃的前风云人物,情绪并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罗晓波提及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显现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谈吐幽默,能一连讲出不少官场笑话。这种状态能够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蚀,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北京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29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15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1992年,在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不干政治。

  尽管有朋友规劝他们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据传还有指示要客客气气地将蒯大富请出北京。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但没被允许。

  “走的时候就比较惨,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10几个小伙子,开着个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往纸箱里一塞,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为了让孩子能上一个完整的幼儿园,去而复返,罗晓波独自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北京。在此前后她自己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迫辞职了,因为她当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公开抛头露面,谈论自己与蒯大富的生活。

  “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猖狂?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

  1970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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