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说着，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拉着几个人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
下午6点，我回到高家，高岗拉我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我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
那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今夜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反复劝慰他。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他没有觉察到，在黑暗与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个大晴天。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她大喊：“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看书的我闻声大惊，慌忙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到床边。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
李力群继续一边推，一边呼喊着。
我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我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大家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抢救生效。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
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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