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和小贩暴力反抗的事件频频发生，引发强烈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是舆论对于城管暴力执法的谴责；另一方面是城管执法人员背负的压力，纷纷表示有苦说不出。如何破解城管困局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难题。
日前，来自北京、长春、聊城等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城管执法局长联名倡议加强城管文化建设，呼吁出台全国统一城管执法法规，要求持续开展“和谐城管日”主题活动。一直提倡“和谐城管”的城市管理专家、宜居城市（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国际协会会长罗亚蒙近日就时下有关城管的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独家专访。
城管和小贩的矛盾根源在城市规划
中国青年报：在人们的印象中，城管执法存在不少暴力行为，而小贩暴力反抗城管执法的事件也频频发生。您一直强调“和谐城管”，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罗亚蒙：城管与小贩并不是天然的矛盾对立，但目前城管与小贩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城管执法人员方法错误、简单粗暴，激化了矛盾。有一些城管执法人员，张口就骂，伸手就抢，抬脚就踢，严重侵犯小商小贩人身权、财产权，酿成一些暴力冲突和人员伤亡事故，也为人民群众所不齿。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倡导“亲民、文明、和谐”的城管执法理念和“一盘棋、管到底、规范化”的城管执法方法体系。北京市政府主管市长明确宣布“城管执法人员暴力执法一律开除”，广安市城管执法局要求队员坚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定市城管执法局设立“文明执法委屈奖”，都取得较好效果。
中国青年报：城市要整洁，小贩要生存。怎么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
罗亚蒙：经营权不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而是一种需要政府核准许可的法定权利。没有在工商机关登记注册的商贩没有法定经营权，经营活动不受法律保护。城管对于没有法定经营权的流动商贩的管理，一般将其视为贫困群体自我救济行为，而非完全经营行为，只要不过分侵占城市公共空间、不过分影响市民正常生活，一般都持宽容态度，允许其存在，但也都在不断探索，逐步规范。
实际上，流动商贩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规划缺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我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城市盲目热衷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在城市规划中根本就没有布局合理、数量足够、就近方便的便民摊点空间安排，或虽有一些安排也在利益博弈中被强势集团侵占，导致公众生活不方便、小商小贩满街跑的乱局。造成这一局面，主要责任在规划部门和建设部门，把板子打在城管的屁股上，是打错了地方。
我们倡导城管局长参与规划决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目前，湖北宜昌、山东聊城等城市的城管局长已经担任了市长任主任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这种体制安排有利于避免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先天不足，也将为小商小贩赢得更多生存空间。
目前，各地城管局长也在千方百计地在有限权力内为小商小贩拓展生存空间而努力。比如，山东省聊城市利用城区闲置土地建设便民市场；江苏省淮安市城管执法局设置了遍布城区的定时定点便民摊点，并重点关照残疾人、下岗工人、低保户、失地进城农民等弱势群体；河北省保定市城管执法局对进城售卖自产自销农产品的农民实行“不扣、不罚、疏导、指导、服务”五项惠民管理原则；湖北省宜昌市城市管理局采用疏堵结合的办法，对菜市场进行标准化改造，建设夜市城让夜市摊点集中规范经营，开辟临时夜市，提供100余处瓜农免费经营场所。这些努力都取得较好效果。
非暴力常态管理城市，是城市管理的历史性进步
中国青年报：为改变城管执法方式，有许多地方在尝试一些新做法，如推出女子执法队，有的地方采用“围观迫使商贩离开”，有的地方让城管接受军训，也有的地方尝试着要把城管纳入警察序列……您怎么看待这些这些改革措施？
罗亚蒙：无论是南京的“围观执法”、武汉的“眼神执法”，还是重庆的老太太城管志愿者“念叨队”，和早年野蛮粗暴的城管执法比较起来，都是可喜的进步，都应该肯定。
女子城管队，作秀的成分大于实际意义，我自始至终是反对的。早期一些城市的女子城管队，随着女队员结婚生子，早已名不存实亡。希望其他城市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华而不实的事情。
我坚决反对把城管纳入警察序列。非暴力常态管理城市，是城市管理的历史性进步。如果城市常态管理倒退到暴力时代、准暴力时代，那是人民之祸，绝非人民之福。
现在，我们倡导一些城市建立“城管公安分局”、“城管警察支队”等，以及城管执法局长兼任公安局领导职务，只是城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的一种“公务协助”常态机制，城管、公安依然依法各司其责，紧密配合，在各自法定职权内，着眼于防患于未然，加强联动。初步统计，全国已经有100多个城市建立了城管、公安“公务协助”常态机制，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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