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纸片牵出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幕后人(图)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

黄永胜

　　胡世寿：1928年生，安徽无为县黄姑乡人，1941年5月入伍，194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卫戍区副师长、师长，离休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两架飞机外逃，载着林彪等人的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另一架直升机被英雄飞行员陈修文迫降在怀柔北部山区。我有幸亲临直升机现场，参与处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机一案。2011年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我愿意把这一段历史告诉大家。

　　1971 年9月13日早晨5时多，我像往常一样到大操场，准备出操。师长张良友叫住我，让我去执行紧急任务。张师长说刚接到吴忠司令员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电话，怀柔北部山区上空有一架直升机要迫降，要我们三师立即派人去处理。张师长还交代，机上人员要是活的，不能让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对直升机上的东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决不能让空军搞走。

　　我立即去办公楼打电话，准备通知七团派一个连去现场。这时部队还没有吹起床号，操场上还没有人，我在去办公楼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参谋杨景庭。他拿着腰带准备出操，我临时“抓”他跟我去执行任务。我们快走到办公楼时，碰上副参谋长曹玉培，我当即叫他通知七团去一个武装连，紧急到怀柔北部山区。

　　我和参谋杨景庭什么武器也没有带，就急忙坐上嘎斯69出发了，此时还不到6时。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感觉是大事。我心里非常焦急，也没有去想为什么不能让空军插手，明明是他们的飞机嘛。我命令司机开到80迈。怀柔地区的道路还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没有什么车辆，6时30分我们到达怀柔西边的渤海所。

　　我们到时直升机已经迫降在时令河的河滩上，这是一块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七团的武装连还没有赶到，直升机现场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反正直升机周围全是人。怀柔山区解放前是革命老区，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而且他们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正是起床时间，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拿着锄头、铁锹、棍子，大声喊叫着抓特务。他们七嘴八舌说，直升机是早晨4、5时来的，然后降落的，声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机在空中抖动不止。

　　我们到达现场时，我看见直升机上有一个飞行员（陈修文）歪倒在驾驶舱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有两具死尸（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和处长于新野）。我问村干部有没有活人。众人七嘴八舌地说：有两个活人，一个到了沙峪，一个在渤海所。

　　我把现场交给民兵看守，嘱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机。然后我去了沙峪。在大队部我看到一个穿空军服装的人（李伟信），正在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报告他们迫降在怀柔山区。我们只是执行具体任务，没有对犯人提审的权力，我简单问了他几句。他说他叫李伟信，是空四军秘书处长，在林立果身边工作。李伟信还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我听了根本不相信，立即命令把李伟信捆起来，关进嘎斯车里，由杨参谋看管，不能让他胡说八道。然后我一人去渤海所大队部，在民兵的帮助下，把另一个活着的飞行员陈士印也捆了起来。

　　这时，七团副团长王德胜带五连两个排赶来了，真是及时雨!我非常高兴，首先向王副团长宣布事故性质严重，你们任务也非常重，首先把两个犯人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自杀，也不能让他们跑了，更不能被空军抢走。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断他的腿，决不能打死。

　　接着我派部队切断渤海所至怀柔的公路，切断沙峪至九渡河公路，防止沙河机场的空军来抢文件和武器。然后我迅速回到直升机现场，向老百姓宣布：事情性质很严重，请大家远离，不要靠近直升机，保护好现场。

　　这时，怀柔县革委会主任张满、副主任杨某某、怀柔县公安局局长李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七团团长张前进都来到现场，我召集所有在场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虽说我对事情也并不清楚，但总比他们多知道一些。我说：一、事件是严重的，属于什么性质尚不清楚，但涉及国家机密;二、请召集大队干部，动员群众回去搞生产;三、不要传播谣言。这件事情关系国家大事，谁传谣就是造谣惑众的问题。现场由七团五连看管，别人都离开，决不能出任何问题。

　　我同时向在场的公安部、市公安局、怀柔县公安局的干部，包括法医、记者宣布：此次事件有关大局，是机密大事，问题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请将拍摄的胶卷交出来，待问题弄清楚了再还给你们，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们对总的情况没有接到上级通报，北京卫戍区规定我们执行具体任务，其他无可奉告。这是国家大事，请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现场停留，都请立即回去吧。

　　9时左右，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来到渤海所，我向他报告了直升机迫降的大致情况，已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李副司令员指示开设指挥所，对现场出现的新情况要及时上报。我立即将大队的电话调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信处与北京市电话局、中南海电话局协调，将人民大会堂至渤海所的电话调为专线，沿途支线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员吴忠与渤海所的通信畅通无阻。

　　这时，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坐着奔驰车来了，说是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来了解一下情况。根据人民大会堂电话的指示精神，我告诉他，我们是看管犯人，保护好现场，没有提审犯人的权利，无情况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远距离观看，不可以进到现场。这位徐部长看了看外部情况，提出要回去。我让五连副连长李友清把他送到团部休息，要团长热情接待，实际上把他“软禁”起来。因为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搞不清这位保卫部徐部长是真是假。

　　空军沙河机场警卫连连长带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来了，说要了解直升机的情况。我问他知道是什么事故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故;二、这个地区属于北京卫戍区的防区，友邻部队全副武装来，要事先联系或得到有关部门通知方可进入;三、你们莫名而来是不符合规定的，待我报告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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