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招可把寇学书制苦了――有地却无法插翅飞过去种，只能任其荒芜;而整天不出门，躲在家中，吃什么呀?这下子该乖乖地交出“土地证”了吧?
然而，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寇学书从村子里逃走了――怀里还揣着那张他视为神圣的“土地证”，他依然没有屈服。
谁都能想象，在那全国城乡都已高度组织化、网格化，居住要户口，出门要介绍信，来客要登记，买粮要粮本，吃饭要粮票的年月，一个手无分文的农民，逃离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混，是何等的艰难。
然而，中国农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惊的。寇学书来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城市许昌，在城边的荒地上搭了个小窝棚住下来，每天拉着辆破架子车进城去打扫公厕。那时中原县城级的小城市还很少有冲水公厕，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的“旱厕”，全靠人工来清理打扫，而小城的环卫部门当时要么还没有建立，要么是形同虚设。这就为寇学书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大的空隙。他在城里打扫公厕，又把清理出的粪便拉到城外，找块空地铺开晒干，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当时农村紧缺的物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为了学大寨、创高产，急需肥料。可买化肥要按计划分配，想要多买点，要走后门、托关系，十分艰难;而优质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广阔的市场，寇学书的“产品”居然成了抢手货，不愁销路。
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小玩笑：一年下来，公社体制之外的寇学书靠卖粪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里干活的“社员”们还要高得多!我那时在离许昌不远的农村插队劳动，最棒的劳力一天挣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钱，也就是说，劳作一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可寇学书的“产品”，一架子车就能卖一块多钱，是社员中最强劳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过春节了。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寇学书要“荣归故里”，回家过年了。他特意买了半扇猪，挂在架子车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着车绕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们不叫我种自己的地，可我有办法比你们过得滋润!”――当时，生产队在过年前杀一两头猪，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错了，寇学书的半扇猪确实叫人看了眼绿，也使社员们心乱如麻。
这是1966年的开春，村里的工作队已经撤离了，当政的是大队党支部。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支部书记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管。于是他学着当年工作队的腔调，向寇学书宣告：“这猪肉是你的，但村里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饭，不准从公社的井里打水!”
老办法：派民兵拿着棍子站在井边，见寇学书来打水，就给他一顿棍子!
寇学书傻眼了，又差点被气疯了……
寇学书当时无法知道，刚开始的1966年可不是个吉祥的年头。报纸上在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国上空浓云密布，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村里开大会，形式也变了。会场中间立起个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举“红宝书”，先要喊“万寿无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学书却悄悄地挤上台去，一直挤到毛主席像下面。当主持人宣布大批判开始时，这位老农民却突然站起来，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主席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里还喊一句：
“叫你不让我下地……”
“叫你不让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据寇店的人说，当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好久没有动静。突然有人喊了声：“反革命――”人们才醒过神来，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学书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煳。最后被用绳索紧紧地捆起来，送往县看守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叫“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巴掌扇在纸上，这叫什么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没有规定。但是“文革”中规定的“公安六条”中，有一条是“攻击伟大领袖”，那可是弥天大罪，足以杀头的。寇学书就是据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学书被投入牢房，却多年没有判决，一直在看守所里“待决”，这是为什么?我出狱后才从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那里听说，是因为没有档案。被群众扭送来，看守所就收了。但“文革”中先是“砸烂公检法”，接着又进驻“军管会”，后来主管的又换成了“革委会”，看守所的主管走马灯似的轮换，谁也没见到寇学书被捕的审批文件。有人抓，没人管，但也没人敢放。于是，寇学书就在牢房里“沉底”了，多年来连审问也没有，终于成了那里“资格最老”但无人过问的在押未决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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