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造反其实仍是一种“受命”或“受控”的造反。因为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即是忠诚。而且，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某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一个被视作神的肉身（因此也就会有种种变化且神秘莫测）。“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 “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所谓红色的“卫兵”也就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因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睡在我们身边”。多少年轻人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所以，红卫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在这一点上，红卫兵和1960年代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年轻人造反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发生得更早，却像是 “1960年代精神”的一个异类。他们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样，1957年的“右派大学生”，虽然基本上也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但也追求自己的某些自由民主理念。而后来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最忠于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还要时刻准备听从 “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了文革运动的急先锋，但或许也仅仅是用作急先锋。这次文革运动的动员者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政党的最高领袖撇开了组织，直接以自己的无上权威和卡里斯玛的魅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于是，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
的确，当时的许多红卫兵常常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但当时的环境其实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知道的是，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们不可能再效仿过去的“毛润之”了。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在这“苍茫大地”上，其实并非他们，而还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1968年7月28日召集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戛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受控”，当时的红卫兵是否主观上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呢？的确如此，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感觉。这就涉及到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力洋溢，这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一种天性的冲动，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身处其中却并不自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我记得当江西全省“保守组织”总部的门匾被砸之后，造反派红卫兵故意在门前的广场送去了许多各色材料制成的“门匾”，写了许多对联、“挽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古典文学之大规模应用的洗礼。又有一夜，我去省会的中心广场参加一个数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集会，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有明确表达支持哪一派，集会的气氛有一些压抑和悲愤，但又依旧很浪漫，甚至有抑制不住的欢乐。“革命是盛大的节日”，周围的红卫兵跳着舞，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而同一个阵营的红卫兵也都亲密无间。我年龄小，到后半夜熬不住就睡过去了，晨光熹微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有一面红旗、还有不知谁的一件外衣盖在了我的身上，其他人也大都睡着了，少男少女们在晨曦中显得无比美丽。
但正是这些美丽的少男少女卷入了暴力，这种青春热力被引向破坏，而且是暴力的破坏。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即暴力的倾向。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先是批斗会、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一个人从里面被推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拼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年轻人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成年、勇敢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武斗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起初遇难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汽车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飞驰而过。中学生似乎比大学生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哪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用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工宣队员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之后，所有抵抗自然顷刻土崩瓦解。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及其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19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1968年就开始被裹挟到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有1700万人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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