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希仁记得，在毛泽东做了“揭盖子”的长篇讲话后不久，他们在友谊宾馆吃饭时，接到饭后到健身房开会的通知。在那里，他看到了刘少奇及一些部委领导。
“刘少奇主持会议，要大家揭盖子。曾希圣先表态说：主席讲话了，大家要大胆揭发，有什么讲什么，放心大胆讲。检举信是哪个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昨天半夜两点，刘征田(合肥市委第一书记)来找我，说检举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铁路局书记)写的。不管是哪个写的，我有则改之。”冯希仁说，当时大家听了都有意见，恨刘征田，认为他是叛徒告密。后来才知道检举信作者不是朱赤，而是同为蚌埠干部的马骞所写。
接下来的鸣放过程中，刘征田也曾试图上去发言，但遭到其他代表的阻拦。“安徽军区第二政委李世焱用胳膊向他一撞，说：我也是省委常委，你辖下死那么多人，你何时汇报过?我从来没听到过。刘征田走回去坐下来，李世焱讲完话后，他又要上去表态，被滁县地委书记孟亦奇给撞了回去。”冯希仁说，后来刘征田再次上台，又被一个高个子代表撞了个踉跄，差点跌倒，终于没能发成言。后来，大家开始分组讨论。
马维民记得，刘少奇等人来过安徽组几次，第一次即表示：大家都讲真话，哪个讲假话，就开除党籍。代表们开始揭省委领导的盖子，“主要揭浮夸、饿死人的问题。大会上马骞发言了，孟亦奇也情绪激昂发表意见。我在大会上没发言，在小组上发言了，主要讲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里有责任，不能光怪中央。一开始，大家对揭省委盖子还是有顾虑，慢慢就好了。那时中央提出对代表的发言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一次听说‘三不主义’。”
安徽在三年“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估计，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注13)
刘征田受到了孤立。冯希仁说，当时友谊宾馆有个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时用餐，代表们十人一桌坐好后，菜就上来了。“刘征田在桌前一坐，别人都不来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没办法，就在楼梯口空地上给他摆张桌子，单独吃病号饭，看着也怪可怜的;后来给他旁边搞了个屏风遮了一下。”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在宾馆房间里与爱人余叔一起吃。后来被“揭盖子”，而且刘少奇等人来安徽组参加小组讨论时，都与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饭，曾希圣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冯希仁说，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但肯和曾希圣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几名省领导，凑不够10人，“服务员就在门口拦，进来人就拉来和曾希圣同桌。后来，李任之去参加各地市讨论，也不回来和曾希圣吃了，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历史的复杂性：“责任田”被叫停
除夕那天吃的是饺子。菜也很丰盛，很有过年的气氛。但大家都想家了。那些在毛泽东讲话后鼓掌的人，并不是都发自内心同意留京过年。冯希仁说，他们和江西代表在一个食堂吃饭，听到有江西代表说：安徽人真操蛋，本想回家过年，他们写检举信，让我们都跟着不能散会，水果都买好了。
在北京的伙食很好，有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这些在冬天的安徽看都看不到。“过年时，我带着几个孩子，一点肉都没买，也没什么菜，山芋叶子都没有，蒸窝窝头，腌咸菜。那时，我们一人一月只有25斤的粮票。”冯希仁的妻子说。(注14)
会场外，也有很多人在关注着这次大会。除夕那天，马维民接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电话，胡想向他了解安徽揭盖子的情况。马维民叫上凤阳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和定远县两位书记，一起去了胡耀邦家。马维民此前为安徽省团委副书记，算是胡耀邦的老部下。马维民说，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他的秘书在蚌埠给马维民电话，说接下来要去凤阳。当时安徽正在推行责任田，胡耀邦在凤阳住了两三天，去农村了解了一下情况，“从安徽回去之后，胡耀邦写了一份报告，对责任田有保留态度。”
胡耀邦向毛泽东报送的报告名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他在报告中称“包产到户”为“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毛泽东在四天后批示：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注15)。这份报告对1962年批判安徽“责任田”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胡耀邦去安徽，在合肥稻香楼说：我还欠着安徽的账呢。主要就是指的这个事。”胡耀邦说这个话的时候，马维民在现场。
1962年正月初一，马维民等人在胡耀邦家聊了一上午。“他主要了解情况，没说什么。我们就谈了刘少奇如何去安徽组揭盖子和安徽饿死人的情况，中午在他家吃午饭，也没特别做什么菜，记得有条鱼。他饭量小得惊人，我以前接待过他，他吃的饭不够我们填牙缝的。”
午饭后，胡耀邦问马维民等人想去哪里逛逛。回答是长城。“胡德平(胡耀邦长子)带我们去转了一圈。按大会规定，参会者不准出城，我们这是违反规定的。”马维民说。 在会场上，马维民关注每一个中央领导的发言。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发言者，而是不发言者。“周恩来、林彪、朱德、邓小平他们都讲话了，只有陈云不讲。”
“当时不知道，中央领导有分歧。刘少奇讲，地方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天灾人祸三七开，过左的政策不行的，农民没有积极性。”马维民说。
薄一波晚年在回忆录中也表示，刘少奇当年的某些话，“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注16)
七千人大会在正月初三结束。冯希仁说，会议期间所发的笔记本，全部被收回，“只字片纸不准留”。他们对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传达任务。后来，相关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他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中，没了“晚上看戏”。他收到参会者全体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长，可惜在“文革”期间丢失。
冯希仁、马维民等安徽代表，一起回到了安徽。“曾希圣没有回来。几个书记都被降职了。李葆华成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马维民说。
在李葆华主政安徽后，此前被整肃的张凯帆等案获得平反。就马维民的感觉，七千人大会之后，农村的政策变得宽松，面貌因此有改观，这其实是大会前农业二十条、六十条等政策的延续。“有个慢慢贯彻的过程，1962年就不饿死人了。”
历史仍有它的复杂性。值得一提的是，曾希圣在安徽推广的“责任田”，在七千人大会被叫停。马维民说，七千人大会后，凤阳县大部分农村开始“包产到组”，“一两家就可以一组，弟兄两家就可以一组，和单干差不多，但比单干好听。也有少部分包产到户，都允许。不大提三面红旗了。”马维民的记忆或许有误，据《凤阳县志》，1962年冬天，按照省委指示，全县取消“责任田”，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集体经营。
权威的官方党史，也认为七千人大会有其局限性：“会议仍然从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对‘反右倾’斗争，只是决定和宣布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而对彭德怀仍未予以平反。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党内也还存在分歧。”(注17)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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