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胡小燕遇到的难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我国人大代表不是实行精英制，她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她不可能解决所有农民工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胡小燕不能帮一些农民工解决难题，她也没有必要自责和内疚。人大代表不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着眼于发现问题、感应问题，监督解决问题。”
这种思路也渐渐成为胡小燕的工作方式。广东省总工会设了一个“海燕信箱”与她对接，“一般我接到广东省内的材料，都会转给他们，再由他们转给相关部门。”胡小燕说，“其他省份的，我看了之后建议他去找相关部门，因为作为代表是没有处理问题的权力，只能让他们找相关部门理性维权。”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康厚明身上。
“几年代表当下来，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康厚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前更多针对个案的解决，现在则意识到：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多方面了解调研，提出建议。”
当然，在个案的咨询等方面，康厚明依然帮助了不少工友。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得以接触重庆市政府和公检法系统的不少官员，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汪夏就给了很多热情的帮助。”
朱雪芹则在上海成立了工作室，集中为农民工维权。但这个工作室在个案维权方面同样遇到了困惑。“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执法部门，企业不买账，法院判了执行难，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也会感觉力不从心。”朱雪芹说。
于是，很多时候，她只能挑一些典型的案子，带到两会上进行讨论。
“这说明他们还是很弱势的代表。”李昌平说，“今天，人大代表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履行。不过这不只是农民工代表的问题，而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如何落实的问题。”
“有几百个代表才对”
“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严格来说，现在，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都已经不是农民工了。
在他们的本届任期内，这三位代表都先后完成了身份的“转型”：落户城市。城市户口吸引他们的，无非是一些具体的政策优势，例如子女上学。虽然户口的性质变了，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可以担当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按照康厚明的说法，“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这两年，我都是为这个群体在说话的。”胡小燕说，“我的亲戚朋友，包括我老公的户口都还在农村。我一直就在这个群体当中，这没什么好质疑的。”
这位在打工初期曾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遣送的人大代表，因为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得以落户佛山。但是，她依然住在狭小的工厂宿舍里。朱雪芹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得以落户上海。不过，她也依然在两会上为农民工的权利鼓呼。
四年间，朱雪芹敏锐地观察到一些变化，比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愈发重要。为此，她建立了“朱雪芹志愿者工作室”，为农民工子女开辟“第二课堂”和免费课业辅导。再比如，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在她的老家江苏睢宁，以前的标语是鼓励大家走出去，现在的标语则是邀请大家留下来。
发生在这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本人身上的变化，则更为明显：他们的休息时间少了，视野开阔了，表达能力提高了，应对媒体愈发自如了。胡小燕还获得了在工会挂职的机会。
有了一届人大代表的履职经验，胡小燕们期待能够连任，继续为农民工说话。“下一届能不能当选，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说了算，而是人民说了算。”康厚明说。
更多的人期待：在下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增加农民工代表的数量。“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比较弱势一点，人多力量大嘛。”胡小燕说。
李昌平的建议则更“激进”：“这个代表群体要庞大一些，不能是四个代表，也不能是九个代表、十个代表。有几百个代表才是对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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