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的和还没推动的
“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第一次参加两会前，胡小燕感慨。
在三名农民工人大代表中，胡小燕最先当选，性格又最为直爽，再加上广东媒体发达，导致她得到的关注比其他两人都多。到了2008年3月7日，这份关注更是达到了高潮。
那一天，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胡小燕在钟南山等两位代表之后发言，提了两点建议：优化农民工生活和技能环境，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听了胡小燕的发言，温家宝转头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从此，不仅广东团的人都认识了胡小燕，全国许多农民工也都从报纸上、电视上知道了他们的这位代言人。后来有人找到她，说要去北京上访，要胡小燕告诉他温家宝的电话。胡小燕答复说：我也不知道温家宝的电话。说完她又补充：“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就是上访也是让底下那个人解决。而且不是有信访局吗？你去找信访嘛，说说情况。”
出名之后，记者蜂拥而至，胡小燕的电话响个不停。在北京仅仅十几天时间，她竟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当时，她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
她会下的时间，也几乎全被媒体占满。几次会开下来，北京的那么多景点，胡小燕只去过天安门，还是因为有记者要拍她在天安门前的镜头。
康厚明和朱雪芹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三人分属不同代表团，驻地不在一起，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但各类媒体已经将他们“撮合”到一起采访了好几次。
无论是在会下的采访，还是在会上的讨论，胡小燕们讨论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相关话题。但也有人注意到，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提出的基本都是建议，而非议案。
“议案需要很多准备，非常严格。”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些代表提出的议案是有人帮忙准备的，比如一个老板，有大把的人为他做事。作为打工者，真的没有时间做很深入的调研。另外，议案大多数都是法律方面，你能了解多少？”
针对这种情况，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建议：“人大代表履行的是神圣职责，应给他们相应的条件，比如说一定的调研经费、一些助手。他们在工厂要上班，每天要干活，要是不干活了老板就要扣他们工资。”
不过，胡小燕并不认为建议的效果比议案差。她曾就农民工欠薪问题提出建议，结果第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恶意欠薪列入刑法；她的另一条关于“修建农民工公寓”的建议曾在两会会场内引发笑声，但从2011年开始，广东真的开始实施新政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享受保障房。
虽然她明白，自己的建议只是起了“助推”作用，但胡小燕坚持认为：“有人推进的话，肯定会好一些。”
康厚明也看到了自己的建议被落实。他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现在，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终于实现跨区域转接，基本养老保险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农民工退保现象大大减少。
当然，也有一些建议，推了又推，依然没能推动可见的变化，比如关于“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参加高考”的建议。
这一建议，朱雪芹也提过。四年下来，朱雪芹提了不少与教育相关的建议。她本人的经历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刚到上海打工时，她的学历是初中毕业；打工期间，她凭借自学，获得了高中文凭；其后，又被公司派往日本研修三年，从日本学习的技术是她成为技术骨干、劳动模范的关键因素；现在，她成了上海电大学生，正在攻读工商管理本科学位。
“我们这一代没有接受好的教育，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平等的教育环境。”朱雪芹说。她的这种愿望，代表了许多农民工的心声。而破除户籍壁垒，则正是事关教育平等的重要前提。
“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
“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可以肯定，全国人大闭会的日子里，胡小燕们属于代表中履职最勤的那一批――找他们的农民工实在是太多了。
2008年3月20日，胡小燕在媒体上公布了手机号码和QQ号码，她的手机立马被打爆。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电池换着用也撑不住，最多时，邮箱里有2088封新邮件。实在撑不住，她只好关机，但这却又引发了不少农民工和媒体的质疑：公布号码又不接电话，不是在忽悠吗？
这令胡小燕感到委屈：“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一位多次采访她的记者说。
现在的电话和邮件，已经比最初少了很多，但每天的电话，依然会有十几通。除了最常见的讨薪维权、工伤索赔、子女教育等问题外，找上门来的人也有形形色色的人等：有人说自己没钱读大学，让胡小燕给他钱；有人说自己想要自杀；甚至还有人让胡小燕帮忙找儿媳。一些时候，征地拆迁的问题也会反映到她那里。
“我只能建议他们找相关部门，没办法。”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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