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详解历史真相: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图为华盛顿会议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驻英公使，左一）、施肇基（驻美公使，左二）、王宠惠（大理院长）。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对抗入侵强者的作战方式，弱者别无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国共两党都是从全球角度考虑战局的。第一，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第二，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第三，双方都有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因此这里的关键，还不在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国家主权体现者的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国属于哪个阵营，是由该国主权体现者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对派和在野党决定的。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它像汪伪那样投靠了日本，中国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

　　国内存在着反对派的抵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正如保加利亚、意大利这类国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这些力量也被视为英雄，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国属于轴心国、也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日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来即便推翻了重庆的附敌政府，都未必能改变这一点。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国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然而如果反过来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庆坚持抵抗，中国就仍然属于盟国阵营，战后仍会是“五强”之一。

　　也许读者会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德国后，盟国阵营不是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国”为法国主权代表，法国在二战后不是也成为战胜国了吗？这里我要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维希政府虽然屈服于德国，却没有加入轴心国，而是声称中立，戴高乐也是前法国政府要员，不是反对派。如果不是戴高乐，而是由法共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国后来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

　　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

　　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

　　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牺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为伪军的也不少。后者当然是国民党方面的一大耻辱，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

　　当然不能。

　　因为这些将领之投降，并非国民党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国民党降将多，说明这个长期执政的独裁党许多成员暮气深重，斗志远不如当时作为新锐革命力量的共产党。而这个斗志差是对所有敌人，并非仅对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

　　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

　　――他们在抗战中降将也很多，难道证明抗日不“正义”？

　　国民党在抗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抗日。

　　――他们在内战中降将更多，难道证明他们不反共？

　　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斗志还是远远超过其在内战中的表现的。其主流派（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政府）尤其如此。

　　与组织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不同，所谓“国民党”，当时是个多派系的庞杂复合体，在重庆眼里，其某些派系之异己，比共产党好不到哪里。

　　从资料中不难发现，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有的是否国民党员，尚未可知，称为国民党将领，实不如叫非共产党将领更确切。

　　而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嫡系（即所谓中央军），乃至大的国民党派系如桂系、阎系等，都极少有将领降日的现象。即便像衡阳守将方先觉那样力战至绝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战俘，并未当“伪军”。

　　抗战中的杂牌军、地头蛇们，当然也有好样的，但很多人的确是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杨、李长江），国共摩擦时亲共中立而拒绝受命于蒋，鬼子来了又降敌附逆而为虎作伥。他们可以说是“消极抗日、也消极反共”的。

　　而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所以，那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说法，和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说法一样，都是偏颇之论。

　　把“抗日”与“摩擦”对立起来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实并非如此：

　　那时的中国，总的来讲，国（国民党主流派）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高概率的降敌现象，则出现在那些为自利自保而拥兵，对抗日与反共都消极的地头蛇中。

　　或者说，越是对重庆或对延安忠诚的势力，在抗日与摩擦中就越坚决、越不妥协。而那些无原则无立场的军头，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吴化文、刘子仁、邢仁甫、郝鹏举等都曾投国、投共又投日。把他们的行为记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账上，都是不合适的。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是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两个主要方向。前者要靠军事手段，而后者则主要是外交谈判。

　　如前文所述，中国靠正确站队，在一战中首先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人抢占了青岛等德国侵华“遗产”，巴黎和会未能主持公道，这激起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爱国民众抗议浪潮。

　　根据现今的研究，我们知道，这场抗议其实得到了当时许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许乃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大声势。实际上，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列强施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爷与“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对列强唱过这么一出。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19年前那场红白脸的闹剧，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爷先杀了几万教民，后杀了几万拳民，使中国人流血成河之外，对外只招来了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闻所未闻的巨额赔款，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嘲骂。

　　而19年后，第二场红白脸抗议，却成了典型的正剧。

　　中国人没有流血，外国人叹为观止，抗议的声音引起广泛的国际同情，列强也不得不正视。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 中国还对所有列强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包括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等。

　　列强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 同意就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中国谈判以求逐步解决。此外，在日本同意交还青岛的同时，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 法国允诺交还广州湾。

　　这些成果都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显然，1900年与1919年，同样是针对涉外问题的官民互动，过去的教科书把两者都定位为“爱国运动”，但两者结果却完全相反。

　　这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实力的对比有多大的变化，因为1919年中国国内的分裂与对外的相对弱势，不亚于1900年。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五四的“民国”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产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几乎都有谴责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论。

　　五四的背景，是一场“启蒙运动”（它的局限性我们以后会谈到），但庚子的背景，却是一场皇权疯狂和“怪力乱神”风潮。

　　五四与庚子的对比，体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进步，尽管那时无论“民国”，还是“公民”，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有利的安排，是国人五四爱国浪潮的果实（当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对日矛盾），在“中国站起来了”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由于华盛顿会议国内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抵制（会议邀请了广州方面，但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拒绝合组代表团），国际上也没有苏俄参与，它长期以来便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一些学者甚至指责这次会议“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会议一般性表态多，具体成果则大都还要到会后讨价还价，中国收回青岛和胶济路时，也答应了一些条件，如青岛要开放为通商口岸等等。

　　当然，华盛顿会议只是中国收回权益历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会议就能解决所有不平等问题，无疑不现实。但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没有损失权益。

　　有人把中国收回青岛时答应开放为商埠也看成损失，其实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利益今天已是常识，今天我们的开放口岸也比当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动开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动”，而不在于“开放”。我们谴责用炮舰轰开我国国门的侵略者，却不必欣赏清朝的闭关锁国。

　　民国时期，开放已是国人所需，中国本来也不打算收回青岛后，把它封闭起来变成死港，收回青岛的协议，更不是在炮口下签订的，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把华盛顿会议“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和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动听的《卡拉汉对华宣言》，甚至还允许俄远东“分离”，成立“远东共和国”，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约》一样，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苏俄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独立”，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什么权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的仅有两个列强，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摆脱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侵华成果外，俄国从中国攫取的东西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与其说是列宁，还不如说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