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希仁。南都记者韩福东摄
马维民。南都记者韩福东摄
转入“出气会”：检举信与“揭盖子”
毛泽东提到的检举信，有一封来自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
马骞已于1995年逝世，他儿子马方晨向南都记者介绍，马骞的信写于当年1月25日，递交上去后，几天没看到中央反应，认为没希望了，谁知接下来毛泽东宣布会议延期，而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接下来也因此而大换血。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马方晨还小（8岁），他只记得父亲给他从北京带回一个铁皮的小手枪玩具。而在去北京之前，马骞把一个旧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据说每个代表都要讲究形象，做件与毛主席相同款式的大衣。
在父亲晚年住院时，马方晨特地问及七千人大会写检举信的事。“我当时说，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最好。但因为父亲有点老年痴呆，我也没做功课，没准备提纲，所以谈的效果并不好。父亲说，曾希圣这人被称‘曾霸王’，作风太霸道，地方反映强烈，他才向中央反映……但我后来看了他的检举信，发现他没反映这么具体的事。他的心里是想揭开盖子，但语言又不过分。”
马骞留有检举信的备份件。马方晨说，检举信中提到：曾希圣曾压制代表讨论，说小组会上的发言要有根据，不能乱说。大会报告草稿中提到的问题，安徽都有存在，只是没有揭开。中央有那么多指示，如果安徽按着做了，也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注12）
冯希仁记得，在毛泽东做了“揭盖子”的长篇讲话后不久，他们在友谊宾馆吃饭时，接到饭后到健身房开会的通知。在那里，他看到了刘少奇及一些部委领导。
“刘少奇主持会议，要大家揭盖子。曾希圣先表态说：主席讲话了，大家要大胆揭发，有什么讲什么，放心大胆讲。检举信是哪个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昨天半夜两点，刘征田（合肥市委第一书记）来找我，说检举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铁路局书记）写的。不管是哪个写的，我有则改之。”冯希仁说，当时大家听了都有意见，恨刘征田，认为他是叛徒告密。后来才知道检举信作者不是朱赤，而是同为蚌埠干部的马骞所写。
接下来的鸣放过程中，刘征田也曾试图上去发言，但遭到其他代表的阻拦。“安徽军区第二政委李世焱用胳膊向他一撞，说：我也是省委常委，你辖下死那么多人，你何时汇报过？我从来没听到过。刘征田走回去坐下来，李世焱讲完话后，他又要上去表态，被滁县地委书记孟亦奇给撞了回去。”冯希仁说，后来刘征田再次上台，又被一个高个子代表撞了个踉跄，差点跌倒，终于没能发成言。后来，大家开始分组讨论。
马维民记得，刘少奇等人来过安徽组几次，第一次即表示：大家都讲真话，哪个讲假话，就开除党籍。代表们开始揭省委领导的盖子，“主要揭浮夸、饿死人的问题。大会上马骞发言了，孟亦奇也情绪激昂发表意见。我在大会上没发言，在小组上发言了，主要讲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里有责任，不能光怪中央。一开始，大家对揭省委盖子还是有顾虑，慢慢就好了。那时中央提出对代表的发言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一次听说‘三不主义’。”
安徽在三年“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估计，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注13）
刘征田受到了孤立。冯希仁说，当时友谊宾馆有个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时用餐，代表们十人一桌坐好后，菜就上来了。“刘征田在桌前一坐，别人都不来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没办法，就在楼梯口空地上给他摆张桌子，单独吃病号饭，看着也怪可怜的；后来给他旁边搞了个屏风遮了一下。”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在宾馆房间里与爱人余叔一起吃。后来被“揭盖子”，而且刘少奇等人来安徽组参加小组讨论时，都与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饭，曾希圣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冯希仁说，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但肯和曾希圣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几名省领导，凑不够10人，“服务员就在门口拦，进来人就拉来和曾希圣同桌。后来，李任之去参加各地市讨论，也不回来和曾希圣吃了，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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