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广场上慷慨激昂的姿态的背后，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原则的忍辱偷生。法国人为他们的这种对本质性、彻底性和浪漫姿态的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实，直到今日，法国的官僚阶层，从公共领域到企业领域，都有一种奇怪的特权化、等级化、封建化的趋势，也与这种代价不无关系。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另一方面是金字塔底层的人在面对庞大的体制时的无奈、束手无策和自暴自弃。面对面无表情的官僚，底层民众只有选择周期性的罢工和对抗，如同加缪所言：“当一个人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后，他唯一的自由就是说不的自由。”
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有很多情况一样的地方：起点都是专制君主重开议会。中间都在旧体系崩溃时选择了一个独裁者，最后都有一个封建统治的复辟。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彻底驯服了权力。法国人却仿佛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各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势力轮番登场，政治体制也在共和与帝制之间不停地摇摆。也许革命之初那些看起来是有利的条件其实正是不利条件？也许是大陆国家专制传统更强大，更容易收买反抗者或被反抗者复制？这里我注意到的是，与第二种模式相比，由于缺乏像荷兰和英国的宗教、民族、国家等传统理念来作为社会各阶层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粘结剂，法国大革命自然倾向于选择一种高举道德高标的、更极端的、更有蛊惑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的后果我们先不管，首先就把反抗专制权力最重要的同盟――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同盟――破坏掉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变得激化，更极端，整个社会被撕裂得支离破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本主义革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自我保全。
历史的借镜
以中国历史之久、幅员之广、地理之特殊，我们形成的专制传统的深厚程度是法国之类的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虽然西边的青藏高原和东边的太平洋大致形成了天然屏障，偏偏北边阿尔泰山-祁连山和大兴安岭-太行山两条线一西一东形成了一个“暴力漏斗”，中亚游牧民族只要跨越贺兰山、阴山、燕山一线，基本上就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逐鹿中原，几如囊中探物。
为了抵挡这些游牧民族源源不断的冲击和威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几乎是必需的。庞大的军队建立起来，如何在“攘外”和“安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这就成了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军队战斗力太强了，容易出现内乱（如唐朝），军队战斗力太弱了，又容易出现外患（如宋朝）。但在这个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历史大舞台上，历代统治者别无选择，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大帝国，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种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极大程度地强化了中国专制、集权和大一统的传统。首先是军事实力基础上形成的领土大一统，然后是地方郡县制和中央朝廷制基础上形成的权力大一统，再加上在“阳儒阴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大一统，中国专制传统铁板一块，几乎是滴水不漏。领土的大一统是地理意义上的一统，也是天下观、世界观、统治正当性意义上的一统；权力的大一统，是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上的一统；思想的大一统则是价值观、预设和思维方式上的一统。三种大一统互为论点和论据，和谐圆满，首尾相接，以至无穷。凡是与这种大一统不一致的，都是大家同仇敌忾地共同面对的敌人，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找到存在理由和立足之地。
所以，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可以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国家、宗教、贵族矛盾中寻找缝隙，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这块三寸高的钢铁天花板面前却不得不止步，或者选择不长大，或者硬顶而死，更多的也许是适应环境，匍匐下来，向权力表示无条件的臣服，换取被这个体制的认可和生存的空间。所以，不管这些资本所有者所处的土地营养多么丰富，不管他们一时多么繁盛，在强大的专制权力面前，他们其实都是蔓藤类的草本植物，果实藏在土里，茎叶趴在地上。当然，还有转而选择攀附和寄生在权力之树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专制权力共生死。中国民间资本的命运，从汉到清，概莫能外。
以清朝情况为例，从晋商乔致庸，到徽商胡雪岩，到粤商潘启官（潘振承），早年或许靠勤俭致富，最后发迹其实多少都是靠攀附权力。攀附权力的最好方式不是收买权力，而是通过投资权力，坐收回报。胡雪岩“投资”王有龄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有意思的是乔致庸和潘振承也有类似的故事。乔致庸用心罗致的大德恒票号经理阎维藩年轻时与武官恩寿交厚，曾私下动用票号的巨额银两为他跑官。恩寿擢升汉口将军后，为他的业务开展打开了门路。胡雪岩投资，乔致庸“购并”，潘振承则“自产”。潘做进出口贸易发财之后，非常用心地培养自己的几个儿子，次子潘有为，1770年中顺天举人，1772年进士及第，官至内阁中书，成为潘家与官府打交道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两千多年的民间资本阶层的真正导师其实都是吕不韦：“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
流传万世的权力，那只是权力和攀附权力者的梦想。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中，权力像走马灯一样的转，攀附权力者则像走马灯的影子一样，转得更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又塌了。所以，中国民间资本一直都没有马克斯・韦伯描述的那种新教资本家几乎永无止境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冲动，而是更热衷于将利润花费到各种非生产性的事情上去：买土地、建豪宅、娶小妾，醉生梦死，得过且过。乾隆年间大盐商江春的一段话，是对中国民间资本的这种卑微地位的最经典写照：“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晚清。辛亥革命诚然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革命，更大程度上是推翻满洲贵族集团的民族革命，所谓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武昌首义后一个多月内虽然有14个省宣告独立，但最有战略意义的上海、江苏、浙江三个地方的光复，与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势力（包括绅商、商会、商团、涉外机构中国职员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上海的光复中，商团配合革命党攻打江南制造局，海关中国职员把进口军火交给革命军，都是“杨梅都督”陈其美能够“轻取东南”的关键（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倡导“实业救国”，把边海小城南通建设成“东南模范”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非常有代表性。作为1894年的状元，立宪派的中枢人物，张謇开始对革命是反对的。但眼看十四省宣告独立，形势万难逆转后，张謇开始投身革命。第一步，支持好友江苏巡抚程德全就任苏州军政府都督，成为辛亥革命中第一个反正的前清大吏；第二步，推动程德全统一江苏全省，“并宁苏为一”，南京从而成为革命军的大本；第三步，以上海为政治中心，积极谋划南北会谈，取得袁世凯的支持，达到了清廷和平交权的目的。对于张謇等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黄兴高度评价：“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
然而，作为弱小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张謇在种种中世纪式的暴力、权术、阴谋面前的枘凿、格，到最后的进退失据，几乎是必然的。辛亥革命期间，张謇有三次意味深长的辞职。第一次是1911年11月拒绝了清廷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这次辞职代表了他与清廷的正式决裂；第二次是1912年2月在清廷宣布退位时，张謇宣布辞去革命政府实业总长的职务，一方面是因为总长之权已被革命党人架空，另一方面是不满孙中山以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向日本借款；第三次是1915年在袁世凯拟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为复制帝制大张旗鼓的时候，张謇凄然辞去农商总长一职：“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
张謇其实是武昌起义的目击者。在武昌起义半年前，他旗下的大维公司把湖北的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谈了下来。武昌起义三天前，大维纱厂、布厂才刚刚举办开工仪式。张謇踌躇满志地计算着这次投资的回报率，正准备登舟回沪的时候，看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革命之火，烧毁一切，他所有的精密筹划，顿时全部成为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张謇此时面临的困境，是资本在中国的命运的一个象征，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把火将越烧越大，没有烧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烧尽的却是典章制度，诗书礼乐，人物风流，故国不堪回首。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领导力学院院长）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