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腐败“窝案”频发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腐败高官大都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后来，则开始出现“集体腐败”，并且，陆续挖出了一系列所谓“窝案”。
如1995年王宝森的自杀，同时牵出北京的另外3名高官（陈希同、铁英、黄纪诚）；海南的3名副省级干部（韦泽芳、辛业江、孟庆平）都是在1996年同时落网；广西的徐炳松、成克杰案都是在1998年和1999年前后被揭发。
本世纪初宣判的沈阳原市长慕绥新案就与马向东（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案纠缠一起，被称为“慕马案”。“慕马案”涉案人员100多人，其中，党政“一把手”就有17人。
与“慕马案”同时出现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600多人涉案，其中300多人被判刑，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石兆彬深陷其中。
2005年判刑的韩桂芝，曾多年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后来当了省政协主席，掌控较大的人事任免权。以她为主的“黑龙江买官窝案”，牵扯大小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30多人。
2008年宣判的陈良宇，是“上海社保基金窝案”的主角，该案也牵涉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和上海的一批官员。
腐败高官的“两面性”
一些腐败高官往往表现出“两面性”，在他们的人生历程和从政旅途，并不全是阴暗面。许多腐败高官也曾有过阳光的青少年时代。
胡长清，1968年3月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很快被提干。
陈希同，18岁从四川来北平上大学，解放前夕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刚解放就入了党。
许运鸿，临上大学前，虔诚地跪在乡亲们门前，含泪立下誓言：日后要是做下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就戴高帽子游乡谢罪。
慕绥新，身高1。8米，会拉小提琴，当过大学乐队指挥，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在分配到工厂的应届大学生中，属于佼佼者。
李嘉廷，作为一个彝族山村孩子，凭着勤奋和毅力，20岁时考上清华大学。
一些腐败高官也曾有过“昔日辉煌”，甚至表现出非凡“才干”。
如王宝森，记忆力强。一次，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北京工作，王宝森跟随，无论什么数字，张口就能说出来，从不看笔记本，因而受到表扬。
陈希同，“文革”前曾任县委副书记，“文革”后期重新从公社革委副主任干起，后来当了北京市主要领导。198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曾发表新华社记者题为《北京市新市长陈希同》的报道，说“代表们酝酿北京市市长候选人时，对他这几年在北京市领导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有着深刻的印象”。
慕绥新，1997年底担任沈阳市市长后，领导修建百里环城公路和水上带状公园，为市容增色不少。这一年，沈阳市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1999年，沈阳市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
王昭耀，长时间分管安徽农业和农村工作，我国农业改革的很多做法，像农村税费改革，都是先在安徽试点，而王昭耀是其积极推动者。2003年3月9日，新华网曾特邀王昭耀就“三农”问题与网友交流。
刘志华，曾被海外留学生称为“明星市长”，他对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3年，他担任北京市抗“非典”总指挥，带领几千人七天七夜建成了小汤山定点医院。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腐败高官曾经说了许多“反腐”的话，干了许多“廉洁”的事，甚至赢得“好评”。
胡长清在“三讲”民意测评时，“优秀”率居然很高，得到了“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评语。
1997年12月，沈阳市换届选举，新当选的市长慕绥新带领市政府一班人宣誓：“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宣誓的话音刚落，人大代表们全体起立，为之欢呼。
韩桂芝在会上会下常念反腐倡廉经。她曾任省监察厅副厅长，反腐是她的本职，后来又长期兼任省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组长。马德犯案以后，黑龙江开展“两风”（党风和工作作风）建设，2003年5月22日，她到伊春检查“两风”建设落实情况，要求吸取“马德案”教训。
1990年4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报道：《父母“失”去一个儿子，群众得到一个公仆---“面疙瘩”区长轶事》，说的是时任上海市黄埔区区长陈良宇，父亲让他帮助索取“文革”期间被没收的私人房产，他置之度外，母亲患胆结石，他无暇探望，经常在区政府食堂以一碗“面疙瘩”打发肚子，为此，群众送了一个“面疙瘩区长”的外号。
许多腐败高官，时而“天使”，时而“魔鬼”，以假象蒙人，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对上对下，两幅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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